友谊的意义

——怀念吕林

吕林， 1961年8月12日生于成都。北京大学中文系1980级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生社团活动，曾任北大五四文学社社长，北大燕园新闻社社长，广播台台长，主编出版影响深远的《新诗潮》。毕业后任中国新闻社记者。离职后创建天爱公关公司。后担任《城市旅游》杂志主编。在北大期间主编《新诗潮》，在中新社期间主编《海外华人名人录》，曾经编写世界名校丛书之《北京大学》，在城市旅游杂志期间主编旅游人文丛书《小镇》

2005年9月4日因病不幸早逝，英年44岁。

2005年10月23日，吕林亲人、同学、好友在北京大学世纪大讲堂校会议厅，为吕林举办了“怀念吕林”追思会。这是我在追思会上的发言。

去年上半年的一天，吕林给我打电话，要我为他主编的《城市旅游》杂志写稿。吕林主编这本杂志，拥有可以请人免费出国旅游的权力，唯一的条件是写一篇游记而已。所以，我一方面不敢承诺为他定期供稿，另一方面，也不愿失去被他邀请的机会，况且，吕林是我多年的朋友，即使没有免费旅游的机会，我也不能简单拒绝他真诚的邀请。所以，左思右想，给他写了一封邮件，说了几个不能从命的理由，信中我还开了一些玩笑，请求他理解。

令我非常欣慰的是，邮件刚刚发出十几分钟，吕林就来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说了一句让我非常自豪、也非常难忘的话：小平，稿子不必写了，要的就是你这种幽默感！

性格温和含蓄的吕林很少爆发那种夸张的笑声，所以它一直在我心底回响。对朋友的体贴，对友谊的珍视，对朋友优点和缺点的理解和欣赏，在吕林这阵大笑里展示得淋漓尽致。人们说千金易得，知音难逢，吕林是我一生的知音。

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周末，大约在三四月份，我突然想念吕林，就给他打电话请他来家里吃饭。电话中吕林说他非常想来，但实在是赶不过来，我说有什么来不了的，来吧，我等你，吕林说：真的来不了，我在威尼斯采访呢！我和吕林开心地大笑，心头充满了一种无名的喜悦。

这是我和吕林二十多年交往中最后一次对话。九月中旬，我从外地回京，突然听到吕林去世的噩耗，在难以置信的悲伤和震惊中，我按下了手机通讯录里“吕林”的名字，电话接通了，响起的是吕林生前设置的音乐铃声，那是一片百鸟朝凤的天籁之音。当时的我，呆呆地期待着吕林也许会来接听电话，并且说：啊，小平，你这个家伙，又在干嘛呢……

吕林再也不会接我的电话了。我的生命里，少了一个最能欣赏我，理解我，容忍我的朋友。北大校友圈子，失去了一个曾经活跃，曾经奉献，曾经多次搅动未名湖文化风云的可爱的校友。

1983年秋我到北大工作，吕林成为我在北大最早的朋友，最早的知音。我刚来不到一个月，很多北大的学生学者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认为我是不入三教九流的不务正业者，瞧不起我。我需要北大的理解和接纳，需要朋友的支持。吕林把我写的一篇关于校园生活的文章做成了配乐朗诵，在他主持的北大广播台播放，在吕林的帮助下，我刚刚萌发的发展校园文化的理想，迅速在北大获得了普遍的知音。

1983年底，吕林录音采访了我们正在排演的剧目《活的音乐史》。《活的音乐史》是我到北大后为创作一部大型歌舞表演作品，关系到我本人校园文化实践的成败。通过吕林的这次采访和宣传，这部后来在北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和留下持久记忆的节目，引起了北大师生的强烈关注，并在首演的那天，引来了大量的人流。

1984年国庆节，北大学生在天安门游行队伍中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我和吕林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在吕林的追踪下，我俩找到了打出这些标语的同学。并在当天夜里九点多钟，在团委办公室，通过电话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稿，我清晰地记得吕林在电话中一字一句发稿的形象，心里对他这种形象充满了喜爱和仰慕。

当时，我虽然是北大老师，但对吕林这样浑身上下洋溢着活力、智慧和能力的北大学生，总有一种说不清的神往之情。而吕林、以及其他许多和我结下终身友谊的北大学生之间，也从来没有把我当老师看，甚至都不喊我“徐老师”，而是“小平”。

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在给人民和光明两报发出稿子之后，我们和中青报联系。值班人员让我们把稿子亲自送去，并答应给我们报销来回打的的钱。正在我们兴致勃勃地准备出发时，那边来了电话，说不必送了。我和吕林都很扫兴，但吕林似乎更扫兴，他说，咳，可惜，早点出门就好了，一次兜风的机会没了……

第二天，由“徐小平、吕林、吴妙龄”三人共同署名的“小平您好”这篇报道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轰动了全国，也轰动了燕园。这篇在吕林与我合作诞生的独家报道，成为整个八十年代最温暖人心的一则政治新闻。成为我和吕林友谊交往中最值得自豪和最有意义的往事。我们得到了二十块钱的稿费，大家去燕春园把酒庆贺，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啊，那些单纯而快乐的日子！

时至1986年底，我和吕林，刘江决定出国。三个理想破灭，穷途末路的兄弟，在那个寒冷黑暗的冬天，开始了艰难的留学申请程序。吕林毕业于中文系，负责中文内容的撰写；刘江毕业于英文系，负责英语文书的制作，而我因为是他们的“兄长”，则什么也不做，负责坐享其成。我记得当刘江把做好的文件带到北大给我们看时，说：吕林的背景真厉害，全是社长、台长、社团主席的头衔。我当时心里居然酸溜溜的，为吕林这么厉害的背景而暗自嫉妒他。

我和刘江出国了，吕林留在了国内。刚到国外，就给吕林寄去了一张我自己制作的、后来被他引述过无数次、相信至今还珍藏在他遗物里的明信片。在国外好几年，吕林是我通信最多，思念最多的朋友。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开着我花700加元买的第一辆破车，奔驰在加拿大高速公路上时，我心里想：要是吕林在这里，带他一起兜风，有多好啊……友谊的意义在哪里呢？至少在这个时候，友谊的意义在于有人可以被你想念，有人可以被你渴望来分享你的欢乐。

我在国外，吕林在国内。我们都跨入了九十年代初中国发展的黄金岁月。一生从事文化工作的、具有深厚人文功底、成就不少文章、著作的吕林也按耐不住了。机会来到了吕林身边。吕林大胆离开了国家机关，出来独自创业。他的生活，引来一个崭新的挑战，也进入了他并不熟悉的商业丛林。他下了海。曾经胜利远航，也曾经遭遇风浪。当整个社会从炽热的转型期走过来，吕林也回归了他最熟悉的文化领域，回归了那曾经使他名闻遐迩，广结人缘，也给过包括我在内的无数人灵感的文字生涯。

回归文化之后的吕林，也回归了他一如既往的宁静，安详，友善和乐天的性格。我们在一起交往的时间越来越多，我们有好几次在家里聊到深夜，在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中，我们忘记了生活的压力，抛却了人生的烦恼，而沉浸在友谊带来的纯粹欢乐之中。

欣赏朋友的人，朋友也欣赏他。知遇朋友的人，朋友也知遇他。吕林就这样，成为我动荡人生中一个精神依托，成为我漂泊岁月里一片温馨回忆，他给我的友谊，跨越了我从而立之年、到不惑岁月，直至现在已知天命的漫长人生。我和吕林的友谊，在岁月的酝酿下，越来越纯净，越来越美好。

从第一天起，我知道我和吕林之间，就有一种朋友间常有的吸引力。但我总觉得，他身上不知为什么总是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个迷惑，在吕林去世后怀念他的日子里，我才思考出了一些头绪。

从在北大广播台配乐播放我的文章，到录音采访艺术团排练《活的音乐史》，从和他一起采写“小平您好”的新闻事件，到主持五四文学社、运行燕园新闻社、编辑出版影响巨大的《新诗潮》等这些活动，吕林的双手，搅动着北大校园生活的风云，吕林的活动，象征着北大那种令天下学子皆折腰的活力、理想、行动、创新、对校园生活的激情，对天下大势的关注，和对朋友的真情……吕林是经典的北大学生，杰出的北大校友，是最纯正的北大人。而和绝大多数北大学生不同的是，学生期间的吕林就以自己青春才华和奋斗活力，给北大校园文化留下了一份不灭的遗产，自己也成为北大校园文化的一座丰碑……能与吕林这样真正的北大学生交往，并成为密友，增加了我的自信，丰富了我的人生，并使得我和北大精神和北大传统贴得更近！吕林是我和北大之间的一条精神纽带，情感通道。

突发的疾病，把吕林带往了天堂，留下了太多未竟的梦想和永恒的遗憾。但我相信，吕林的天堂没有眼泪，只有笑声，他在那里微笑，为妻子笑，为父母笑，为他从未见过面的幼子而笑，也为这些怀念他的朋友、亲友、校友们祝福含笑。这么多亲人朋友在亲切地怀念他，持久地追思他，并共同承诺，承担起抚养吕林幼子的责任，让他18年后成为又一个吕林的神圣职责，吕林在天堂里不会寂寞，吕林在天堂里会永远微笑……而吕林给我，给我们大家留下的著作、留下的理解、留下的关爱、留下的友谊，将永远伴随我们。

吕林，请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