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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命运交给陌生人

四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去八宝山公墓,参加中央音乐学院同班同学王次炤夫人魏室丽女士的遗体告别仪式。

次炤夫人魏室丽是中央广播乐团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因病华年早逝。遗体告别室内,没有播放哀乐,而是播着魏室丽女士生前一段凄美动人的歌声。参加者无不为之动容。我参加的葬礼不多,但这是我见过最美丽的葬礼。

 

老同学王次炤,带着女儿和亲友和前来送别的人一一握手。我走过去,次炤和我握手拥抱,并对他正在上大学美丽可爱的女儿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这就是徐叔叔”。

次炤的女儿学英语,我给她做过一些间接的指导,但一直没有见过这孩子。我握着她的手,用父辈最真诚的慈爱对她说:“有任何事情来找我!”

走出告别大厅,来到春天的阳光下,我有些感伤。忽然想起了和次炤相处的一件往事,心里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把它写出来,以此作为我对次炤兄的一种慰问。

这件往事,几乎已经被我忘却了。但在这个时刻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突然让我感到一种令人激动的寓意——

原来,我当年能够来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读书,竟在一个致命环节上,得到了一个和我一样孤零零来自上海外地考生的帮助!这个外地考生,就是此刻正在亡妻的歌声中克制着悲伤、保持着风度、接受着亲友悼唁的次炤兄!

不同的是,当年那个外地考生次炤兄,今天已经成为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领导着这个世界一流的也许是获得国际大奖最多的著名艺术学府。

……

1978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联合招生。我脚蹬一双塑料凉鞋,手提一只尼龙网兜,怀揣几个茶叶蛋,肩扛一架手风琴,从泰兴家乡来到上海赶考。

在一个亲戚家里安顿好,然后就随着滚滚的人流、天才的洪流,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考试。

我至今还栩栩如生地记得,在上海音乐学院办理报名手续时,看见一个在那里登记名册的女老师,顿时被她的风采迷住了。从乡下来的我看见那老师白皙的皮肤,修长的手指,卷曲的头发,当时就流口水,心想:这个老师肯定天天用牛奶洗澡,听着小夜曲睡觉……心里充满了对上流社会生活的神往。我暗自狠狠掐自己,一定要考上!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复试榜贴出来了,我去看榜,但看来看去,就是看不见我那后来变得很性感的“徐小平”的名字!我不甘心,继续看,看到最后,终于看到了“徐、小、平”这三个汉字了——但不幸它们并不连在一起,而是被残忍地分裂在几个不同的名字里面——我知道我不能把那三个人的名字归纳成一个,当作我的名字参加复试。

我记得,当时那复试名单就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上海音乐学院的院墙上,一个个考生,怀着生死存亡的紧张心情,仰头追逐自己的名字。遥想当时的情景,在形式和内容上,和一千多年来赶考的那些穿着长袍、戴着方巾的书生有什么区别呢?邓小平恢复高考,也就是某种形式的开科取士。当然,他老人家可能想得更远:正是这次的恢复高考、以及后来的派遣留学生,永远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拓宽了青年人追求前途和成功的通道……

上海音乐学院让我名落孙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复试名单榜却要过好几天才公布。我虽然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姿态,但老呆在上海干等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我决定先回泰兴老家去等。走之前,我告诉我的亲戚:到了发榜日,请帮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去看榜,如果有我的名字,赶紧给我拍个电报!我好赶来复试。

嘱咐了我的亲戚。我总感觉到还不够放心。但我在上海就这么一位亲戚熟人,还能拜托谁?想来想去,我想到了在考场上刚刚认识两天的一个考友——次炤兄。

次炤是来自杭州的考生。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考验,经历了青春虚度的折磨,终于赶上了邓小平恢复高考。当时的他,已经29岁,属于恢复高考后“老三届”中最老的一届。他们心中的压力,显然是我这个也已经22岁的大龄考生无法想象的(22岁的我,入学后发现自己居然差一个人就是全班最小的弟弟,可见当时社会之异常!)。

我和次炤在考场一见钟情,谈得很投机。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于是,就在匆匆离开上海的时刻,我把自己最后一线希望委托给他,请他如果看到我的名字,给我发个电报。

我对复试并不抱有希望,但不抱希望并不是我不希望,我是多么强烈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复试以及录取啊!所以,这个对次炤兄的委托,凝聚着我对自己命运最深沉的期盼。

比我年长七岁的次炤兄,毫无疑问肯定比我更希望获得复试。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那次公布只在全国范围内招十个名额。考生之间竞争之惨烈不言而喻。我和次炤既是考友,其实也是竞争者。但我好像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怀着对次炤完全的信赖,离开了上海。

 

  我并不知道二十多年后,次炤兄会当上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成为这个中国最高音乐圣殿的掌门人。但当时的我知道,他肯定会及时把复试的消息安全及时地传给我——假如有的话!

  在1978年5月这个美丽的早晨,在洒满阳光的上海音乐学院大墙外,当我把家庭地址留给次炤时,我的心里真是溢满了那句千古绝唱的精义:同是天涯赶考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留下微薄的希望,带着无限的苦涩,我离开了上海。

  ……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复试发榜那天是我的生日。早晨起来,我就开始等电报,等待命运的宣判。但等到中午,电报还没有来。我甚至走到了邮电局里面去等,以防邮递员送错地方。但等到下午将近两点时,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人的一生总是要经历挫折的。得不到某种你为之付出很多、期待很高的东西,比如高考,当然是一种特大的挫折。虽然从一生远景来看,一城一池的得失未必决定我们一生的幸福成功——比如俞敏洪老师就参加了三回高考——但人们当然还是希望在每件事情上都“心想事成”,一帆风顺的。

  从邮局出来,手上没有电报,心中没有底气,头顶没有光环,我郁闷地走到附近一个朋友家里去,想寻找安慰。到了那里,朋友就问我有没有考上,我说“没有”……“没有”一字说出口,我就立即感到我的朋友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巨变!哼,他积压了很久的对我狂妄竟想要考中央音乐学院的反感,终于得到了伸张!须臾之间,他对我的口吻变了,对我的眼神变了,对我的态度变了,甚至,从他背对着我的屁股的扭动中,我都看到了他那抑制不住的蹦迪般快感节拍!

  这是我当时的感觉。其实,我的朋友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还是他,我还是我,完全彻底是我自己心虚过敏。但无论如何,在这个“心态决定一切”的生活中,所感即所得,我当时确实就感到了这种糟糕透顶凉透了心的落榜情节。

  回到家中,爸爸妈妈也在那里守株待兔,而且已经知道兔子即使没有被别人拦截,至少也已迟到。当时的我虽然也没有绝望,因为紧接着提前招生艺术院校考试,七月还有全国普通高校招考,我还有机会!考不上中央音乐学院,大不了我就上北大呗!但毕竟“中央音乐学院”这么响亮的名字,还是我梦寐以求的心灵归宿啊!

  我们全家对眼坐着。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等待着太阳落山,等待着黑暗降临,等待着明天,等待着把今天的失落覆盖,重新开始新的追求。Life goes on,考不上梦中的大学,生活还要继续!

  当然,也等待迟到的电报的最终出现!

  大概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命运的幸运敲门声!电报,电报,小平复试电报!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复试通知终于到达了!随着街坊邻居纷纷喧嚷起来,爸爸妈妈和我的眼睛立即亮了。

  我的兴奋就不用说了。但当时泰兴到上海已经没有班车,唯一能让我第二天早晨赶到上海参加八点就开始考试的,是离家二十多公里的长江边上,还有一班到上海的小客轮。父亲帮我找了一辆货车,把我像一头猪那样拉到了江边,客轮停泊在长江南岸江阴黄田港(二十年后我知道,那里就是俞敏洪的故乡),我又赶上了最后一班开往江对面的渡轮,在那里买了一张五等舱的船票,登上了即将启航的客轮。

  那班客轮五等舱的乘客,全是带着自己的鸡鸭鱼蟹猪去上海赶早市的江北农民。舱内除了听不到人的音乐,什么动物的摇滚都有。而我,美滋滋地与那些即将被上海人民吃掉的鸡鸭鱼虾一起,脚沾着鸡毛,头枕着波涛,面露着微笑,向着大上海,向着我的未来航行!

  ……

  那天深夜,就在我和各种动物酣眠在一起的时候,另外一份通知我面试的电报到了泰兴家里!

  家里人接到这份作为喜讯的电报,却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我只委托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是发送这份深夜来电的主,我的前途可就毁了!因为复试就在第二天早晨八点举行,除非我有直升飞机,否则只好望洋兴叹、遗恨终身了!这要比收不到复试通知还要冤!

后怕之后,家人感到庆幸——幸亏那第一份电报!但庆幸之后,大家又感到纳闷:是谁,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把复试通知送给我呢?上海到泰兴的电报从发送到收到大概需要四个小时,半夜来的电报,发送的时候应该已经晚上七八点了。故意这么晚才把消息送给我,这个人是谁?

  家里人显然不会认为发第二封电报的是我的亲戚。那么,肯定是那位受托的考生,故意拖延到晚上才发电报。这样,他也许就可以消除一个竞争对手了!

 

  家里人于是嗟叹人心险恶!并夸奖我好聪明,还知道多留一手,让亲戚替我双重保险!

  可叹的是,在这件事情上,大家的推测都错了!恰恰是王次炤兄——这位当时我还素昧平生、只是在激烈竞争的考场上萍水相逢的考友,看到复试榜上我的名字之后,花了宝贵的钱、花了宝贵的时间、怀着纯真的心灵,在第一时间给我送来了复试的喜讯!

  而我的亲戚,后来则告诉我:他那天起来,就没想去看榜,因为他觉得我根本没戏。到了傍晚时分,他信步走到了离家不远的音院发榜处,在那里“居然”看到了我的名字,于是立即给我发电报,虽然当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我什么也没说,亲戚是个老人家,他也不欠我什么,倒是我欠他很多。我不能责备他!但我的心里,立即充满了对次炤兄的无限感激!因为,如果不是这位我素昧平生、才认识两天的杭州考生第一时间先给我把电报拍过来,我的大学梦,一定就会梦断扬子江了!

  ……

  进了音乐学院,我和次炤住在同一个宿舍——还有另外十几个人。

  这十几个同屋里面,诞生了两位音乐学院院长——另外一位是担任过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戴嘉枋兄,两位国家级乐团队指挥(高伟村、王诺文)、几位系主任和研究所长(修海林、郑祖襄),以及也许为新东方增了光、但肯定让音乐学院遗憾的我老人家。

  当时的我,虽然自己有着伟大理想,想做文化部长——我是最早实现自己理想的人:一毕业,就担任了文化部长:北大团委文化部长,并且这成为我此生最高官衔——却没有想到这些同屋的兄弟会有人当上院长。否则,我就会好好对待他们了!

  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热爱“同桌的你”、善待“睡在你上铺的兄弟”了吧!

  如同我在今天也不是一个成功的音乐家,我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好学生,虽然,虽然所谓的“好”,也有不同的解读,但我必须承认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不是一个好学生,也许唯一的优点,就是耐不住寂寞,喜欢无事生非。往事不堪回首,我就不说我和次炤同学为宿舍问题吵架的往事了……

  不过,无论有多少后悔与内疚,正是音乐学院的五年磨砺,让我从一个“热血愤青”,变成了一个有社会责任和历史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使我后来的人生,在追求个人成功与幸福的同时,也能时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承担的公民责任。

  ……

  2006年4月。在八宝山春日阳光的照耀下,生命与死亡的分界线显得如此鲜明,过去与未来的鸿沟好像就清晰地断裂在我的脚下,青春与梦想的意义,更在次炤年轻可爱的女儿和他华年早逝的妻子之间,演绎着一部深邃悠远的生命交响乐。

  我说不清楚,次炤兄后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要职,和他当年给我发电报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好人有好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为和自己毫无关系、甚至还有利益冲突的陌生人做好事。次炤兄这个拯救了我梦想和前途的电报,显然堪称纯真年代里纯真人情的经典风范。

  曾为我画过漫画的大乐儿或Henry,或任何其他擅长丹青的博友,你们能为我当时委托王次炤的场景画一幅漫画吗?画名就叫“小平托炤”——如果画出来,一定会有“桃源结义”、“竹林七贤”、“林冲踏雪”那类深长隽永的意境……

  次炤兄拍来的电报原件,肯定已经不复存在了,否则,我会把它捐送给中央音乐学院,摆在校史馆里,告诉后来的学生:想当院长吗?看看王次炤是怎么帮助徐小平的!

  想当徐小平吗——看看他是如何信赖陌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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