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乌坎事件。我认为这是一个基层民主建设的标志性事件。

       看到裴宜理关于造反与革命的分析，觉得有些道理。每年数万起的群聚事件，都是针对地方官员腐败不公的，没有是要推翻中央政权和国家制度的。裴宜理认为，中国有历史深远的造反文化，都是针对人的，而不是针对规则（制度）的。社会文化和舆论都认为“造反有理”，人们有这个权利来反抗不公正，有“造反”的权利，但是这种造反不是革命，它不但不会使政权倒台，反而有延长政权的功能，是肯定政权合法性的。的确，根据于建嵘的调查，所有的群聚事件都是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来抗议地方政府（乌坎的抗议对象是村级政府）的贪污腐败或者不公无能的。农民甚至专门在集市上用高音喇叭宣讲中央文件，用以抗议地方官员的错误行为。

       我觉得用“造反”来概括群聚事件并不确切，因为陈胜吴广的造反就是推翻政权的，它导致了改朝换代。虽然改朝换代并不是裴宜理意义上的“革命”（制度改变），但是它是中国语境中“造反”的本意。当代中国的群聚事件根本算不上经典意义的造反，而只能叫做抗议。这些抗议事件有些是完全和平的（如乌坎事件），有些掺杂了一些暴力因素，比如烧汽车，砸政府办事机构等。

       我认为，应当从战略上改变维稳的基本思路，从策略上改变维稳的具体做法，这样才能使国家秩序得到真正的稳定，同时使中国在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向前走而不是向后倒退。

       战略上改变维稳思路，就是把所有群聚事件的性质定性为抗议活动，而既非“造反”（推翻政权），更非“革命”（改变制度）。这样，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不是恐惧和敌视，如临大敌，而是帮助下面解决问题，给抗议的人一个足以服人的公正的解决方案。

       策略上改变维稳做法，就是每当出现针对某一级政府（乌坎村开始只是针对村委会的）一个抗议活动，上一级政府的应对策略不是派警察镇压，抓人，而是马上派调查组去调查事情原委，搞清为什么会发生抗议事件，并公正解决。如果抗议的人不能满意，证明他们认为这一级政府有不能公正解决问题的原因（或有利益牵涉其中），那么再上一级政府应当马上派调查组去调查事情原委，看为什么下一级政府不能公正解决问题，以致不能平息抗议，最终使问题得到各方满意的公正解决。

       按照这样的思路和做法去做的过程中，民主的制度会健全起来，人们的抗议行动会趋于日常化，和平化，制度化，个人或小群体利益和冤屈的民主表达机制会完善起来。每当有不公正发生，就会出现和平抗议，而各级政府应当去做的事情就是有效地解决这些抗议提出的问题。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绩效率不应当以出现群聚事件的数量为标准（因为有时这些事件有偶然因素，甚至有地方民俗特点），而应当以成功平息抗议事件的比例为标准。应当以所有的抗议事件和上访案件数为分母，以成功解决公正解决以致平息了的抗议事件和上访案件数量为分子，比例越高，考绩得分越高。这样就会使地方政府官员改变动辄动用警察镇压，抓人，阻拦上访人员的做法，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既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使中国在公民个人和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上逐步完善起来，而这个利益表达机制正是民主制度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