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类除了靠原始的音乐、舞蹈和美术来表达爱情与饥饿之外，最主要的交流方式，恐怕就是“说”了。

　　“说”是人类满足最低需求的手段。“说”也是人类实现最高目标的前提。从新东方老师讲课挣钱，到美国总统竞选当官。“‘说’是一套，‘做’是一套”，是中国人对爱“说”者最廉价的攻击，但这恰恰成为“说”的荣耀。美国政治家全是这样的人——如果他不有“言”在先，把选民“说”服，他哪里能够走进国会大厦、白宫大堂，“做”他想“做”的事情呢！美国总统虽然食言的例子很多，但美国四十三届总统，大概除了华盛顿，其余基本都是通过竞选选出来的——看官！须知竞选也是一种内战，但其唯一的武器就是“说”！

　　“说”是推销员做生意的根本大法，“说”是管理者统领员工的精神法宝——天下伟大的管理者，都是善于激励员工的大师。只“说”不做的人，是司令员和指挥家；不“说”只做的人，往往受治于人，既说又做的人，则可以治人。治者理也，管理者一定要会说！

　　说、会说、能说、“说”得比唱得好，“说”得天花乱坠，“说”得别人如痴如醉。这些都是人才成功的优秀素质，罕见品质。崔永元“实话实说”就是“说”，赵忠祥“动物世界”只是“读”。所以，仅仅开牙“说”话是不够的，还要“能说会道”，还要说得言之有理，还要说出自己的思想，说出自己的激情，说出自己的灵魂。这种“说”，才能为你带来成功和光荣。

三

　　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文化里面对于美丽的“说”是如此的有成见，有反感，有保留。

　　“说”，说到底只是一种不含褒贬的技术。希特勒非常会“说”，克林顿一样也会说。什么藤儿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个我们且不去管它——但无论你口中有多少莲花要开、象牙要吐，你至少要首先学会如何开口、如何倾吐，如何“说”！

　　“说”，同时也是一种伟大的艺术。我们的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青年奋斗家、千万家，首先要认识到“说”是一种必备的人生技能，“说”是一种需要演练的人生艺术，“说”是奋斗者成功实现自己的重要前提。无论你是找雇主，还是找雇员，无论你是面对团队，还是面对市场，你都必须会“说”。

　　为“说”正名，为“说”歌唱，为“说”游说（读作“岁”），是我这篇文章的主旨。

四

　　“我说，故我在”。这是我在２０００年出版《美国留学天问》时，骄傲地给我自己拟定的墓志铭。

　　我承认，我相当会“说”。尽管经常因为在演说时“说”得不够好而精神崩溃。但崩溃之后，我继续“说”！

　　有时候，我会为自己说话的能力而吃惊。我吃惊，不是因为我确实会说，而是因为，以我这样的教育背景，我居然依然拥有说话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没有被扼杀，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啊。

　　我想起从小到大，我的说话风格和方式，一方面总能引起身边的朋友们的喜欢和赞赏，一方面总是引来一些朋友的批判和反对。

    我记得在中学里，我经常被老师同学训斥：你这个人能说会道，好表现自己！

　　“能说会道”，“好表现自己”，这是两个在我看来无比美丽的词汇，但是，在那些老师同学眼里，是一种骂人的话……

　　当时的我，才十三、四岁，面对这样的批评，不知道如何反驳。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的心情：一方面我感到尴尬，因为毕竟人们的批评显得那么义正词严，似乎代表着某种官方意志、正确路线，至高权威，是以此在对我进行帮助教育。但另一方面，年轻的我心里涌出一种追求真理的本能的困惑：一个人难道必须不“能说会道”，不“好表现自己”吗？这有什么坏的？

　　从小到大，这种被人指责“能说会道”的尴尬局面相当多。我非常非常迷惘。就在这种迷惘中，我“说”着“说”着就长大了！

　　我庆幸，我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和那些批评者一样“清醒”。种种偶然和必然的因素使得我“说”的兴趣和能力没有遭到扼杀。这个能力，到了成年后在音乐学院读书期间，被同学朋友们认可，到了后来北大任教期间，被学生同事们接受。甚至，成为多年后俞敏洪来温哥华找我加盟新东方的历史原因之一……我承认，我在北大当年的“说”，迷倒过敏洪、王强等一大批北大的牛人牛孩。

　　好汉不提当年“说”，但我怎么能够忘记那些为了青春、为了欲望、为了荣誉、为了理想而口若悬河的北大岁月啊！

　　生不息，说不止。

　　我说，故我在。

五

　　“说”和“干”，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从来都不是冤家对头。

　　假如有人把“实干”与“说话”对立的起来，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对于自身说的能力不自信，一定就是对于人类说的价值不了解。

　　在作为文化教育集团的新东方，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用什么样的思想来影响我们的学生，用什么样的人格来塑造未来中国栋梁的大问题！

　　虽然压制“说”的时代已经过去，“说”的恶名，依然存在。“说”的后果，依然恐怖。以至于即使在新东方这种以说为主业的地方，依然会有那种“少说多做”的传统文化残余存在。

　　说，作为一种人类的美德，在中国社会，依然缺少被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提倡；说，作为中国青年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必备的应付人生挑战的一种能力，依然由于先天的缺失后天的鄙弃而远远不能适应生存竞争的需求。

　　“少说多做”，是体力劳动者经常说的一句话。因为，“说”是要耗费力气并动用精神和肉体力量的。对于体力劳动者来说，“做”是他们的宿命。

　　而“一呼百应”（呼就是说），则是知识分子的“做”、知识分子的“干”、知识分子的行动。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在很多情况下，“说”就是他唯一的使命。说的价值就是说！比如讲学，比如演说，比如谈判，比如宣传，比如营销、比如电视、比如电台……

　　宋美龄在美国国会那篇改变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演说，其力量，是可以和后来飞虎队运来的武器装备相当。

　　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马丁·路得金“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都是人类争取自由幸福的强大思想武器，给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伟大的精神力量。

　　孔子一生没有写过什么电子邮件，一部“论语”，是学生记录的他的言论。“子曰”就是“孔子说”。

　　耶稣也没有发过什么手机短信，一本“圣经”，是门徒描写的他生前的言行。

　　圣人说，伟人说，古人说。

　　凡人也说，俗人也说，今人也说。

　　说着说着，凡人也许就成了圣人，俗人也许就成了伟人，今人总会成为古人。

　　孔子在曲阜说，耶稣在耶路撒冷说，林肯在葛底斯堡说。

　　新东方的老师，在北京说，在中国说，在东方说……

　　新东方老师们的“说”——包括我自己的在内，比起古往今来的圣贤，也许就是一堆泥沙。不过，根据聚沙成塔的说法，我们也能够成为通天的宝塔——我们并不敢、也不愿自卑。

　　谦虚过后，我们吃点金嗓子喉宝，润润嗓子，继续“说”！哪怕就说一点圣人先贤说过的“说”也好啊！

　　我想我在这里已经说得够多的了。留点时间去做点实事吧——因为，明天早晨，我还要去新东方课堂开“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