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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图穷对话录》里的第二篇文章。“丹麦童话公主”成为第一篇，是因为该篇揭示了出国大潮进入２１世纪，已经向中国倒流的伟大历史动向。本篇成为第二篇，是因为本文揭示了我们生活中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中国人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观念、价值和文化的转型，也是２１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进程，顺之者昌，逆之者衰。）
醉酒当歌钟图洛
一，看似盲目的留学冲动
一，看似盲目的留学冲动
初次见到钟图洛先生，是在2000年的年底，一个朋友介绍他来采访新东方。钟先生三十五岁，在中央一家著名媒体工作，是“处级”主任记者，一看就是那种事业有成的中年自信男。很快，他写的有关新东方的文章在中央媒体上发表了，反响很不错。
看了他的报道，我给他打电话致谢。没想到，他说他要请我吃饭，约我到一个比较隆重的地点。到了饭店，我正一边寒暄，一边揣测他会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的时候，他竟向我说他想留学。
钟图洛看上去怎么也有三十大五了吧？在中央媒体做到今天这一步已经非常不错。而且我也知道他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家庭。这样的成功人士也想留学？我真的没想到。
我心不在焉地问：你的英语怎么样？他说：我的英语不如这个服务员。他指指饭店里面一个正在招待老外的女服务生。这并不是一个涉外饭店，服务员并不需要会说英语。那个女孩其实只是把菜单上的名字用拼音把它古怪地发出声来而已。我哈哈大笑说，你死了这条心吧，留学和你无关！好好在国内争取个副局、正局的当当、多写点有偿新闻、好好过日子得啦！
中国充满了机会。能在国内好好发展，就在国内好好发展。不留学，也可以取得留学所导向的成功。这是我在新东方从事咨询的基本思想之一。对于在国内已经取得成功的人士，留学不再是寻求前途的手段，而只是一个提升个人境界、升华个人素质的途径。而为了这个目的，在留学的时间、方式、国家这些因素上，个人就有了非常宽广金和多样的选择。
我认为钟图洛是国内发展的成功者，他也许确实需要通过留学提升自己。但决不要通过托福、GRE这样激烈竞争的途径实现留学目标。更不要只是为了留学而留学，结果却失去他目前拥有的一切。对他这种岁数到中年、事业在中途、家境属中产、英语考中下的人，如果不把留学问题想清楚，整个过程对他有可能是一次破坏性实验，弄得不好非常可能会使他已经拥有的一切土崩瓦解、荡然无存。所以，面对他的问题，我还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第一次对话就这样泛泛而谈地结束了。我想他已经被我反对他留学的冷漠所温暖，不再做这个白日梦了吧。我高兴我又成功指导了一个人生。没想到过了几天，钟图洛再次约我出来，要和我“深聊”。这次我不得不认真对待他的问题了。
我和别人的交往，具有一回熟、两回深，三回就会成为知己的能力。第三次见面，他已经把我当作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了。那天，我们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谈话。听了他的故事，我心潮澎湃，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二，历史久远的人生奋斗
钟图洛出身于福建一个平民家庭，八十年代中期毕业于外省一个普通大学的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山西一个山村做中学教师。中学教师的地位在这里有多高？不超过北京女孩子眼中的一米六零（这似乎正好是钟图洛先生的身高）。一个一米六零的男人在北京姑娘眼中大概是特等残疾人吧。而一个中学教师在钟图洛先生任教的乡村，在女方看来，也就是一个残疾人，而不管他多么智慧高大英俊。
钟图洛告诉我，年轻时候他的梦想是做一个作家诗人，但是诗歌小说并没有给他换来金钱与美女——它们至今还在继续等着发表呢。在乡下勤奋工作了五年，他已经二十六七岁、面临父母日益沉重的要他传宗接代的压力，他瞄上了一个女学生。和女学生谈恋爱，是当地教师结婚的最佳途径。他告诉我，由于教师结婚难，所以他们不得不瞄准班上的少女学生。这样感情可以从对方的启蒙时代开始培养，让他们意识到人民教师的伟大崇高和可爱，到了女子18岁毕业时，往往生米煮成熟饭，家里反对也就来不及了。
但是钟图洛比一般倒霉的中学同事还要倒霉。等到他这锅生米即将煮成熟饭的时候，女方父母双双拿着上吊绳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从而挟持了这个女孩，把她配给了当地供销社一个营业员。
“在当地农民心目中，营业员的地位比教师高。营业员至少可以买到便宜的煤油和红糖，而教师呢？什么也没有。”
这种环境对于一个有才华的年轻知识男人显然不是什么值得留念的地方。钟图洛决定离开这里，于是开始考研究生。二十六七岁的时候，理论上还是处男的他（待考），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的历史系研究生。这是钟图洛人生一次了不起的转折。
三年后，把所有激情和欲望都洒在这个硕士文凭上的钟图洛顺利毕业，并被分配到了北京，来到他现在供职的这个令人尊敬的中央媒体。这是九十年代初期，他已经接近三十了，正是男人一生第一个压力的高峰时期。分配到中央媒体，对于赤贫的父母和乡村教师的他来说，都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社会力量对中央媒体的地位构成竞争和挑战，也没有什么社会群体能够与中央媒体工作人员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媲美。一个一米六零、三十不立、来自赤贫农民家庭的知识男人，还有什么可不满足的呢？好好干吧。
这个感觉，推迟和冲淡了他必将面临的人生危机感。
三，突然发生的人生危机
在九十年代开始的那几年里，钟图洛非常狂热地投入了工作。他得过好多新闻和媒体的奖项，赢得了很多读者和同行的尊敬。因为他的成功，领导一路提拔他，没过几年，三十五六岁的他，已经是单位里的处级干部。在他的同事中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不幸的是，就在他埋头奋斗的这么几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史无前例的转型。社会的就业观念、成功观念、当官意识和各种与人生深刻关联的价值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居然传出来一种社会笑话：宝贝儿，别哭啦，再哭长大了让你做局长！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就在钟图洛拼命沿着体制内的阶梯往上爬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也不愿看到，社会价值的造山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在他的身边。他以为他攀登的是人生唯一的珠峰，而中国人早就看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生的大路，千千万万条。官本位制度所造成的价值取向，正在迅速裂变。
他的人生危机，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这个时候，他刚刚被提拔成为正处级，还沉浸于来之不易的成就感中，没想到，一系列的事情彻底打碎了他的梦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痛苦。
他的痛苦，首先来之于他的太太的痛苦。太太是他研究生时期的同班同学。婚后不久就替钟家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出生了，太太的产后忧郁症也随之而来。太太产后忧郁症的症状是：成天闹着要出国。今天说这个去美国留学了，明天说那个去马达加斯加学马语了，后天又说他们同班的某某同学现在炒股赚了大钱，大后天呢，不让他上床不用说，还用另外一个做房地产发了大财的熟人来“激励”他其实只是让他恶心恶心，以消灭他的性欲。太太的抱怨，使得钟图洛感到太太对他产生了信仰危机和婚姻危机：嫁给你是个历史性错误。嫁给你简直还不如嫁给一个乡村中学教师呢！
夫妻生活陷入了低潮。但是高智商的钟图洛迅速意识到了某种危险。这个危险感来自于他对自己同学们的一个横向比较。读研期间的许多同学，毕业后并没有象他这样执意要进入国家传统的国家单位，而是去了外企、私企、甚至还有干个体的。几年下来，他们都在各自非传统的岗位上，做出了令人羡慕的成绩。其中有个家伙，毕业后什么“正经”工作都不做，一个硕士，居然摆了一个小书摊，曾经成为大家鄙视嘲弄的对象。但他胸怀大志，心有宏图，一边练摊，一边编书，最后做儿童图书发了大财。当年被他们夫妻俩在作爱时取乐嘲笑的对象，现在却成了他太太不和他作爱的原因。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走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寻找自己的历史定位的一个时期。邓小平面对“苏东波”在为中国的未来思考新的方向；徐小平在孤独的加拿大为自己的前途决定何去何从；俞敏洪放弃北大教师职位开始在中关村开启“新东方”的黎明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开始把自己的才能用于商业和市场的舞台，知识和才能取代关系与后门赋予这些本来毫无指望的知识分子们巨大金钱和荣誉的时代，已经光荣来临！
追着这个时代巨轮前进、踏着这个时代节奏的人，很多都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成为了九十年代的一个时代标志。而所谓的“失败者”们也没有时间哭泣，他们洗去了眼中被父母指着鼻子戳出来的眼泪，擦干了脸上被老婆叉着手指抓出来的血迹，在无穷无尽的机会面前，再次扬帆远行，继续追求成功的梦想和金钱的渴望。
假如社会不产生说不清是私营国营还是三资企业的联想少帅杨元庆、假如没有留学归来成为科学富翁和政治红人的陈章良、假如没有离开北大创立新东方的俞敏洪、假如没有以技术和概念获得亿万财富的王志东、张朝阳、假如没有钟图洛那些当年被人瞧不起但现在成为千万富翁百万富翁的同学们、假如没有她太太认识的那些一天消费超过她一年储蓄的新型富人们，钟图洛先生是不会在自己终于实现了多年追求的人生价值和梦想的时刻，突然感到巨大失落的。
但是问题是，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事实，国民经济发展的果实，在每个男人女人口袋里叮当作响也是事实。中国社会正在大踏步进入中产阶级社会。北京、上海、广东据说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很多人已经获得和拥有了发达国家同等阶层可比的经济地位。金钱和物质的迅速累结，终于由量变到质变，终于动摇了上层建筑最深刻的稳固因素之一：官本位制度和这个制度庇护下的曾经是一代青年梦寐以求的职位待遇、以及这种待遇所带来的精神和物质成就感。
原来，不做官，不吃皇粮，也还有更好的利益所在，也还有并不低下的工作可做。这么说，自己的这个处长，在北京人眼中，居然还真的不如中学教师在乡下人眼中的供销社营业员呢！想想那些乡下人，更加尊重营业员好象也没有错！人民的眼睛是亮的嘛。
知道自己潜在价值、不断追求成功的钟图洛怎么能不崩溃？
“他妈的我一个大学同学，从单位辞职来北京，做了一个小报记者，后来学了点外语，现在居然在一个外企做公关宣传部长，每月收入两万五千人民币，是我一年的工资”。钟图洛说话的时候，愤怒而无奈，可恨而可爱。我看到的，是他内心深处深深的挫败感。
问题是，“他妈的”小报记者能够做到大型外企的年薪三十万的公关经理，那么，“他妈的”中央大型媒体的处级主任记者，为什么不能拥有一份六十万人民币的工作？
金钱从来不是唯一的价值标准，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一套保持自己心理平衡的其他标准。问题是，钟图洛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其他标准”？假如有，“其他标准”为什么不能保持钟图洛先生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自信？其他标准是什么？
中国，在寻找新的价值观。从中央到地方，全体人民都在找。人们都意识到旧的思路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与物质追求。而要满足这些追求，仅仅靠金钱也还是不够的。新的价值观在哪里？
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摸着石头过河”，摸啊摸啊，摸到南巡讲话的时候，终于摸着了他的价值魔戒：“发展是硬道理”。
钟图洛只不过是这个寻摸大军里执着而迟钝的一员。他的触角伸到了我这里。他要我给他指出一个发展方向。
钟图洛人生真正的麻烦在于，他看到了新的机会，他接受了新的价值，他在实现了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之后（处级的主任记者）突然发现还有更好的目标！而这个更好的目标，是游离于官本位制度之外的各种新兴的价值追求，无论是外企，还是私企，无论是那些用股票、期权、年薪和奖金切实承认劳动者价值的新型国企，还是那些出国定居留学然后又纷纷回归的“海龟”“袋鼠”，钟图洛发现，在那里，人们真正的把握了自己的命运，人人在那里追求着真正的价值。原来那些经过半生努力才实现的“处级待遇”，在新的机会面前，真的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报考研究生，从做出决定到考上然后读完毕业，需要四五年时间。从一个单位的最底层开始奋斗干到钟图洛今天这个水平，至少又需要四五年。钟图洛在这个梦境里，已经活了至少十年。当他开始追求这个梦境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快三十的人”，而今日的他，已经是一个“接近四十岁”的人。岁月飞快流逝，价值观急剧变化。而一成不变的，是钟图洛十几年前为自己确立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
钟图洛并没有想到这一点，而想到的时候，已经略微晚矣：当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和巨变的时候，最大的变化，来自于中国人民心中追求的价值观念。他不可能想到，他的追求，其实在自己作出决定并为之奋发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了！或者至少，这个追求之外，其实已经有了许多崭新崭新的价值取向。中产阶级和富有阶级在每天每日地诞生，新的行业新的职业在成千上万地涌现。当整个民族在兴奋若狂地苏醒在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春天的时候，钟图洛却在清醒而自信地冬眠。今年科长，明年处长，后年负增长。
当他从机关里苏醒过来，佩带着处长的绶带走到如火如荼的中国经济社会中的时候，他发现他手中的这个金牌，在市场上的价值甚至都不如一个铜牌。它再也不是令人羡慕向往的唯一标志了。而这时的他，已经是一个直奔四十的中年男人了。
他的失落感，是可以想象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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