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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人希望改革高考但为什么又如此难以改革?

 

最近我的思想有了重大突破,突然发现了中国为什么至今坚持着千夫所指、抹煞个性的高考,而无法改革的根本原因之一。

 

话说自从大学有了自主招生权力之后,每年招生期间,都有不少人来找我,问我在高校领导中有无熟人,能否“通通关系”,让自己的子女获得入学的优势。

 

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我就恼怒不堪——我为我自己的无能而愤怒。能找到我并拜托我帮忙的人,都是有面子、有交情的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不能说“见鬼去吧”,但不见鬼,我见谁?——我实在见不到他们要见的人!

 

说来好笑,虽然我在新东方驰骋风云,在学生咨询中呼风唤雨,但我真的不认识什么可以“通关系”、走后门、给某人以特殊入学照顾的“熟人”。和我关系不错的高校领导也是有的,比如几届新东方实用英语学院院长……但我觉得,那些愿意利用权力让“有关系”的学生优先入学而把更合格学生排斥在录取大门之外的高校领导,都是我的陌生人,我TNNDe的一个也不认识,一个也不想认识!

 

高考虽然是社会上最遭惹批评的话题,但同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高考也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制度之一。在腐败和“关系”渗透社会每个角落的今天,高考,是城市贫民、农民、矿工、等这些社会弱势群体能够通过公平竞争而改善自身命运极少数手段之一。可以说,承载着种种问题和指责的高考,简直就是社会公正的一方难得的净土。

 

说高考扼杀人性或扼杀个性很容易。可能我自己也也曾经这样说过。但不高考,你有更好的办法来确保社会在选择人才上的公正和公平吗?

 

人人都为高考恼,分数平等确可保,如果国家不高考,招生腐败原上草。

 

坦率说,按照目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标准、廉政标准和社会公平标准,除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么一个原始社会公平信念我们还能相信之外,我们还能信谁、我们还能有什么措施能够真正确保高招公平和高招活力呢?我实在想不出来。

 

我对美国大学招生体系应该说比较“熟悉”。美国大学招生,没有中国意义上的那种以高考分数一刀切的所谓“分数线、调档线、或合格线”。学生根据自己的高中平均成绩、各种标准考试成绩、老师推荐信、以及以个人陈述为主的反映自己的性格、经历、思想、情感发展的各种申请资料,选择自己的申请学校,由学校招生办那些往往是二十几岁年轻人的admission officer招生专员进行“reading”,审阅、评判、挑选,最后往往还要加上更加“主观”的面试——尤其是那些人人想去的名牌学校——才能够最终决定自己的入学前途。

 

在美国大学招生体系中,招生专员的权力(当然是受着严格监督的权力)能够决定申请者的命运,“主观人为因素”远远超过了“客观考分因素”。

 

我在上面一再强调“主观”因素,因为只有根据这些基于同一价值基础上的“主观”选择,才能最大程度地招收到有个性、有特点、有思想的学生。才能够最大程度地让千万青少年在追求知识、追求分数的同时,也努力注重“综合素质”的发展(!),积极投入到艺术、体育、社会、商业、公益、以及各种能够发挥个人特长、显示人生理想、促进人生发展的那些活动中去。

 

假如美国大学只根据一次全国统考成绩选拔人才,美国会发生什么啊……我闭上眼,无法想象那种可怕的平庸。

 

但反过来,假如中国实行这种把权力下放给招生专员的制度,中国会发生什么呀……我闭上眼,不敢目睹眼前即将发生的道德的溃败和无边黑暗!

 

中国大学才刚刚开始自主招生,真正的教学单位有了这么一点小小的权力,就已经不知有多少人来找我托关系、找熟人、开后门、搞腐败……而我,只是一个并不拥有一丝行政权力的人。可以想象,在这个社会里,那些拥有行政权力尤其是与招生相关权力的人,该多爽啊!(无限羡慕地说……)

 

我知道,只有在制度设计能够确保取高招平等、高效防范腐败的情况下,中国高考改革,才能看到一线曙光。再好的制度,也会有漏洞,人的因素,即招生专员的清廉与公正,也是美式招生制度的保障。那么,社会整体道德水准和公正水平的低下,原来竟是中国高考制度屡骂难改的根本原因之一啊!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特色。假如“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是一个真理,我们能够做的,大概也就是不断改善许多并不合理的存在吧,而不仅仅是愤怒和抱怨。

 

 

博友“懒”评论:

 

只要想改,办法总是有的。

改革会动许多人的既得利益。

领导者不愿意承担改革风险。

有关部门无能。

因此,小徐你悟错了!

 

不要以公平的名义为官员的不作为辩护!

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下,我们仍可以有所作为。

如果单纯笔试制度本身动不了,却不妨碍我们动动具体的操作细节。

不想改革的人不是怕什么不公平和腐败,而是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改革的后果难以预料。

懒得说了。

 

徐小平回应:
 
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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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平

徐小平

905篇文章 5年前更新

1956年生于江苏泰兴,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1983年至1987年,任教于北京大学;1987年至1995年,在美国、加拿大留学、定居。1996年1月回国,创建新东方咨询处,从事新东方出国咨询和人生咨询事业。2005年后淡出新东方,转做天使投资人。2011年初,成立真格基金。截至2011年末,投资了中国内地近80家初创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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