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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平按语:我非常同意薛涌文章的观点:有关部门应该迅速在中国开放SAT和ACT考试,也即俗称“美国高考”的两门考试。
 
教育部考试中心在80年代早期就在中国开放了托福考试。迄今为止,托福成绩依然是美国大学本科接受中国高中生入学的主要英语考核标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无数中国高中毕业生——以及更多的本科毕业生——通过托福等考试,实现了留学梦想。
 
由于中国大陆不开放SAT考试,美国大学至今并不强求中国考生提供SAT成绩。中国高中生只需要托福成绩,就可以申请从哈佛到阿拉斯加所有美国大学入学。
 
但问题是:如果两个来自中国的申请者一个有SAT成绩,另外一个没有SAT成绩,这没有SAT的同学显然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即使美国有些大学明确声明他们不要求中国考生提供这个成绩。
 
由于中国大陆地区没有SAT考点,大量经济能力强的考生就去香港参加考试并屡获高分。这就在这个领域造成了教育不公平,那些经济能力不够强,信息不够足的考生,显然只能望港兴叹,欲考无门。中国内地不开放SAT,可以说已经造成了教育的不公平现象。
 
在一个开放托福考试的国家,拒绝开放SAT考试,在逻辑是说不通的。反对开放SAT的人几乎忘记了一个简单事实:美国大学录取中国学生,只要托福考试就够了,没有SAT成绩,并没有成为阻止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障碍——“哈佛女孩”刘亦婷,就只有托福成绩而没有SAT而得到了哈佛大学的全奖。不让中国考生在祖国内地考SAT,唯一的作用,就是在展翅欲飞的中国学生身上泼了一瓢冷水,阻止他们在美国大学入学竞争中飞得更高。
 
不开放SAT考试,是一道并不管用的紧箍咒,它不能管住想去西天留学取经的孙悟空们,但只让唐僧实现了一些权力欲和控制欲。
 
留学是党和国家三十年来坚持不变的伟大政策。本科留学,更关系到千家万户追求梦想和幸福。而SAT成绩,是去美国读本科的一个重要考试,对于提升中国学生的国际入学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只要中国继续开放留学,有关部门就应该迅速开放SAT考试。早一天开放,早一天造福万千考生啊!
 
薛涌文章:
 
目前,美国在九一一后的签证紧缩已经放松,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具有越来越强的经济能力,致使留美热再度升温。去年,美国的SAT和ACT将在中国登陆的消息热络了一时,随后就再无消息。据说,高等教育界的既得利益集团,害怕来自美国大学的竞争,联手封杀了这两个考试在中国设立考点。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希望教育部门迅速改正。众所周知,SAT和ACT是美国大学录取学生最重要的考试,甚至可以说就是美国的高考。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优异,使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到美国求学,因此也就要求这两个考试在海外设立考点,方便考生。以SAT为例,2003-2004学年就有173000人次在美国以外参加考试。在美国以外的考点达五百多个。有160多个国家有这种考试。可见,SAT已经成了高等教育的“国际通行货币”。

 

目前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印度高居第一,达七万多人。中国居第二,达六万多人。两者的距离正在日益缩短。而且,中国学生中的本科生比例也越来越高。应该说,中国学生是SAT海外的主要服务对象。中国政府本着对自己国民负责的精神,应该容许SAT在中国设立考点,提供基本的教育服务。封杀这种服务,对中国的教育和发展都会带来巨大的危害。

 

首先,没有SAT考点,只能加深高等教育的不公平。SAT在大陆不设考点,中国考生唯一的选择就是去香港去考。去香港一趟,一般都需要家长同行。手续麻烦不说,一路的开销甚巨,大部分含辛茹苦地为孩子积攒学费的家长无力负担。这样,能参加考试的,都是富人,大部分老百姓被剥夺了留学的权利。

 

第二,因为大部分考生无法参加SAT,就限制了有质量的美国大学在中国招生。中美教育结构差距很大,美国的高校单凭中国学生国内的成绩单很难判断其质量。所以,SAT和ACT两个考试就成为录取时非常重要的依据。凡是重视教育质量的大学,都不愿招收靠不住的学生。中国学生没有SAT,人家就会三思而后行,最终影响中国学生的录取。

 

第三,没有SAT和ACT的考试,只能鼓励留学向低端发展,鼓励学生到那些什么人都招的“学店”去读书。这种低档留学,已经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比如,不久前一些归国海归找不到工作,甚至只求“月薪三千”的报道引起媒体的轰动。“月薪三千”的海归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说明什么?我在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一般在三万多到六万多美元(年薪)。而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在经济好时大约是2%,经济衰退时是3%。也就是说,你只要在美国一个普通大学毕业,找份三四万美元年薪的工作易如反掌。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大举进军中国,急需人才。《经济学人》等媒体一直报道中国的白领危机,即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年薪几十万人民币的中高等职位大量空缺,找不到称职的雇员,乃至这种“白领危机”已经成为外资在中国发展的瓶颈。从这个角度想,这些海归,哪怕是学业平平,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也都应该轻松地找到工作。他们走到如今求“三千月薪”而不得的地步,说明他们大概是美国大学中最差的2%的学生。中国人花了大笔钱培养自己的孩子,竟得到如此结果。钱都白白送给美国人拉动人家的内需去了。痛定思痛,我们应该觉醒了:你不为人家提供好的条件来选拔人才,最后只能鼓励最没有质量的学校来招兵买马。

 

第四,美国的大学强调多元化,国际化,对一些优秀的外国学生发放奖学金。但是,任何一个学校,给奖学金都必须看学生的质量。没有SAT和ACT,人家怎么衡量中国学生的质量?很多优秀的中国学生本来可以获得奖学金,但却被教育管理部门对SAT和ACT的限制给封杀了。

 

第五,中国的企业,正面临提高产业结构,向国外发展的转型期。特别是巨额的外汇储备,要求中国进行海外收购,在发达国家创业。这样的发展,需要大量在国外受过良好训练并有一定海外工作经验的中国人的服务。看看现在:我们在培养这样的人才吗?高等教育不仅在国内制造垃圾,如今在国外也开始制造垃圾。

 

封杀SAT和ACT在中国设立考点,实际上是高等教育界的既得利益集团对学生的劫持。他们很清楚中国老百姓对目前的高等教育有多么不满。此口一开,很多有质量的学生就会到海外寻求教育机会。他们的策略就是要把学生劫持在中国目前腐败的教育系统中,以下一代的未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要知道,高等教育只有在竞争中才能提高。中国前几年大学大兴土木,楼盖得越来越豪华,负债越来越大。这一系列行为,大大提高了高等教育的成本。真按市场逻辑,中国大学的成本已经越来越接近美国的大学,使一些美国大学在价格上可以和中国的大学竞争。想想看,如果这种开放的竞争早点开始,中国大学的校长们,就会在大兴土木或开高尔夫课时三思,他们就更会多想想如何抑制成本,保持自己最后的一点竞争优势。如果我们通过封杀SAT和ACT把学生劫持在自己的校园里,这些大学的老爷们连这点顾忌也就没有了。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有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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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平

徐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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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生于江苏泰兴,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1983年至1987年,任教于北京大学;1987年至1995年,在美国、加拿大留学、定居。1996年1月回国,创建新东方咨询处,从事新东方出国咨询和人生咨询事业。2005年后淡出新东方,转做天使投资人。2011年初,成立真格基金。截至2011年末,投资了中国内地近80家初创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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