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九日忆腊月腊八

今天是教师节，我决定把我几周前写的一篇有关回忆我中学教师的文章发表出来。这篇文章的标题本来是：“腊月腊八，有人犯法”，但为了应景，我暂时把它命名为“九月九日忆腊月腊八”……文章如下。

我在我的老家江苏泰兴中学上初二时，有一个音乐老师，他留给我的回忆，是一段匪夷所思的往事。

那时大约是1971或72年。正是尼克松访华、林彪垮台、文化大革命走进死胡同、周恩来开始整顿教育的时候。在我就读的江苏泰兴中学这样一所当地著名学堂，那种被极左政权摧残了好多年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传统，一下子就如同春风吹过冰封的大地，重现了旺盛生机。

那些一度受尽凌辱、惊弓之鸟般的老师，又我行我素地开始了对学生的谆谆教育和精心培养。我的那点文化基础，包括作文能力和英语爱好，正是在那一两年内打下了滋润一生的基础。

江苏泰兴中学有一个古老的传统，我估计这个传统和文明古国一样古老。这个传统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没有变过，而且好像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也还没有变化。我希望这个传统千年万年都不要变：泰兴中学的学生称呼老师，无论老师是男是女，一律称呼为“先生”。

这个称呼，给老师们一种难以言说的神圣感。我记得自己在小学时，听说到了中学后对老师不喊老师，而喊“先生”，就对中学生活充满了神往。嘿，老师不是“老师”，而是“先生”——古老礼仪的神圣感，就在这个称呼中，点燃了我这个小镇少年的对于知识的向往，以及对于知识传播者教师的崇敬。

话说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在这样一所古老校园，泰兴中学校园里走进来一位音乐“先生”。这位“先生”不知来自哪里，因为他会拉胡琴、唱京剧、也许在什么地方搞过文艺宣传队，就被“安排”到了我的中学里来教音乐。文革期间，泰兴中学曾经由军人、工人当过政（军管会、工宣队），这些军人、工人受的教育，很多都不如我们这些初一、初二的学生多，但本来就想摧毁中国教育、封闭中国大学校门的文革政权根本不在乎。在这种背景下，赵老师——“赵先生”就这样出现在泰中校园里，成了我这个后来成为全国知名“失败的音乐家”的音乐教师。

赵先生够不够资格做泰兴中学的音乐教师，对当权者来说也许不是什么问题，但问题出在我们学生身上。到了中学年代，孩子们都已经开始成熟，有了自己的看法。老师能力如何、人品怎样、师德高低，只要他们一开口，一讲课，学生们心里就明镜高悬，纤毫毕现，从而给与老师相应的评价。赵先生第一节课上下来，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就完全崩溃。

我至今还能够栩栩如生地回忆起他给我们上的那节课：教我们学唱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的一段大家早就滚瓜烂熟的唱腔：“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说实话，第一节课，就教大家唱这段大家已经唱烂了的段子，这已经是一个失败。但他的教学内容，又确实没有一点价值，立即成为同学在课后讥讽他的内容——他告诉我们：唱京剧，要用普通话唱，如果是泰兴话，就不好听。唱京剧，音调要准，否则也不好听……诸如此类。

京剧要用京话唱，唱腔音调要准确，这有什么可说的呢？更糟糕的是赵先生的“京话”也很生硬，不如教室里很多同学说得好，唱工也一般，似乎没有任何可以让我们信服的技巧。这样的人，凭什么做我们的老师、被我们称之为“先生”？

几次音乐课下来，赵先生在同学心中的威望降到了零点，大家对跟这个老师学点东西的信心也就随之丧失。在这个1972年的秋冬之际，有着深厚优良教育传统的江苏泰兴中学，一个不合格的音乐教师，被一群合格的学生打下了“不合格”的成绩。关于这个老师如何糟糕的流言蜚语，开始在学校里翩飞。

在赵先生许多问题中，有一个本来不该是问题的问题最终成了他的致命伤——赵先生有一点瘌痢头，该有头发的地方没有头发，却闪烁着一两块油亮的疤痕。

嘲笑人家生理上的缺陷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即使在文革期间，我们其实也都知道这一做人的原则。无论赵老师多么不像一个老师，多么遭到学生的鄙视，同学们并没有就他头上的疤痕嘲笑他，或捉弄他。他平时喜欢戴着帽子，在课前课后，总是不自觉地一只手摘下帽子，一只手去挠他疤痕上，这是一种恶习。但即使这样，同学们也只是在课后模仿他一下，嘲弄他一番而已，并没有和他发生过正面冲突——直到这年的腊月腊八，他在泰兴中学已经工作半年之后，一场闹剧终于上演、或曰终于收场。

这天是1972年的腊月腊八——离今天已经有三十五年之遥了——腊月腊八在我的泰兴故乡是一个小小的节庆，这一天，家家户户要吃腊八粥，用大米、青菜、花生、白果、豇豆、芋头熬成厚厚的美味的浓粥……写到这里流口水了……

这是一个绵延了上千年的传统，虽然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一天要吃腊八粥，但还有一个风俗，是我更加难以理解的：到了腊八这天，孩子们会唱一首莫名其妙的童谣，内容就两句，内容是“腊月腊八，瘌子犯法”。说是唱，其实没有音调，只是高声吼一吼，发泄一下儿童们的虐待心理而已。

命运似乎故意要捉弄这位姓赵的音乐先生。在1972年腊月腊八这一天，他偏偏轮到要来我们班上第一节课。在赵先生来到教室之前，大家似乎就预感到什么事情要发生，教室里就已经闹哄哄乱成一片。赵老师一走进教室，教室里就骚乱起来，男生女生睁大血红的双眼，空气中某种残忍的东西在迅速加热升温。

赵老师完全无法预料课堂会如此混乱，学生会这样刁顽。他站在讲台上，眼睛盯着台下的五六十个学生很长时间不说话。而学生，却是该干什么干什么，该说什么说什么，一点也没有把他的静默当作威严，依然是闹成一片。

我已经不太记得我当时心里在想什么了。我可能并不想捉弄这位老师，但我肯定也不希望教室就这么安静下来，听这个老师胡扯那些连我自己都觉得弱智的内容。我当时十三、四岁，是个男孩，即使我并不期待什么野蛮的事件来装点我那单调的早春岁月，我也并不甘心青春早期就像文革后期这样枯燥无聊，贫瘠荒凉。我可能和当时在座所有同学一样，需要有某种不凡的东西让自己快乐一下、丰富一样。

我记得，打破教室里师生对峙的，是一个叫林林的同学。林林在班上属于那种爱玩、会玩、并不惜一切恶作剧的顽童级少年。而这个时刻，就是属于他的瞬间。果然，在一片喧闹声中，只见林林忽然站了起来，对着老师大声唱道：“腊月腊八，瘌子犯法”。说完，林林坐了下来，神气活现地挑衅地看着赵先生。

林林大逆不道地唱完这首千古流传的童谣，所有同学静了下来，我们是被林林的胆大妄为吓住了、也被赵先生未知的愤怒及反应所震慑。

教室如黑夜似的寂静。

赵先生先是被林林的侮辱搞懵了，根本反应不过来。他站在讲台上，强压着自己的羞耻与暴怒，巨大的伤害使他满脸憋得越来越红。当时的他，心里在急剧地寻找一种最好的方法来应对这个场面。

经历了似乎永久的静穆瞬间之后，我、我的同学们，以及整个泰兴中学，听到了我敢打赌这个学校建立从来没有听到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和学校、教室、教师、教育是如此不谐和，穿过几乎四十年漫长岁月，我依然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只听得赵老师嘴里，石破天惊地喷射(ejaculated)出了这么几个词汇：

“妈的个日逼，操你妈！”

整整三十五个漫长岁月已经过去，我已经从一个热血少年成长为今天这个五十男人。但当我把这个几个脏字从我手下打出来，我依然感到脸红心跳、感到热血沸腾、感到刺激过瘾，让我对文革岁月充满无限怀念！

请大家原谅我的笔下出现这样肮脏的词汇，我本来可以用XXX这样的隐语来代替它们的。但如果我用隐语来代替赵老师的骂詈，这个故事就不会那么精彩了！

……

赵老师骂完了，教室里再次陷入一阵静穆。骂人之后的赵老师自己懵在台上不知该如何收场。而同学被骂之后，也不知道该做出何种反应，反正我记得我自己也懵在那里，并没有想到我应该做点什么。我在中学以及大学期间，从来没有显示领导者素质，虽然我总想做个什么领导。

短暂的静穆迅即过去，我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荡气回肠的声音。我们班的班长，刚刚入团的优秀学生干部，一个叫陈胜的同学霍地站了起来，他大义凛然、气吞山河对着赵先生说：

“赵先生，我们同学在课堂上侮辱老师，是不对的，这是一种错误；但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在社会主义的课堂上骂这种下流的语言，是一种犯罪！我表示强烈抗议！”

我至今还记得陈胜说到“社会主义课堂”这几个字的时候，他那突然提高的语调和其中包含的愤怒和正义的力量，感到无比过瘾。我从小就喜欢看热闹，一边看一边思考事情的含义，等到思考完毕，事情也就结束了，因此常常丢失许多千载难逢的自我表现机会。现在我想，要是当时这句话是我说的，这将是多么好的值得终生吹嘘的资料啊！

陈胜说完就坐了下来，气呼呼地看着老师。赵老师显然已经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他楞了一会儿，终于回到了常态，努力保持着老师的尊严，故作镇定、徒劳地企图让教师恢复正常：

“好，我承认，我刚才骂人是不对的。我检讨。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

那节课是怎么收场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当时林林的童谣及其刁顽形象、赵老师的脏话和他绝望表情、以及陈胜的抗议随同庄严氛围，如同发生在昨天，还在我眼前耳边滚动鸣响，成为我童年回忆难忘的一部分。使得我常常想把此事写下来。

那次课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赵先生。他被学校辞退了。

林林和陈胜，至今还在江苏家乡生活，我在大学期间还常常和他们见面，不过现在也没有了联系，虽然如果要联系，随时就能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

赵先生被辞退后，有一天，另外一位音乐教师——那是一位得到我由衷尊敬的真正合格的音乐教师，偷偷地问我怎么回事，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她发生一切……

今天是教师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发出这篇几周前就写好的文章。但我突然无比怀念起江苏泰兴中学那些我所热爱、敬重的男女“先生”们——当然其中决不包括那位把污言秽语带到课堂上的“赵先生”——

他本来就不具备人民教师的基本素质，只是因为特定时代的误会才混进了教师队伍。他的被羞辱和驱逐，既是天使学子们对他执行的一种合理私刑，也是教育规律对当时那个让他混进教师队伍的黑暗时代的快意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