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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报道

我曾是北大旁听生。

 

1981年,我大学三年级时,突然感到自己仅有音乐学院的那些训练是不够的,需要恶补一些人文知识。因为我有一些同乡在北大读书,尤其是北大中文系有几个同学,所以很自然就选择到北大中文系听课。

 

当时北大旁听很自由。我就选择了一门中国现代文学史,一门文艺概论,一听就是一学年,两学期。

 

文艺概论的老师是谁,讲了些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那位老师给我的感觉一般,没有那种醍醐灌顶、酣畅淋漓的感觉。但中国现代文学史,是由两名北大中文系大师讲授,前半部分是严家炎教授,后半部分是钱理群教授,两位教授的讲课风采,研究方法,人格魅力,思想光辉,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严重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在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主攻方向,是中国现代音乐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重合。听严、钱两位教授讲述文学史、讲那些伟大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对于我思考中国音乐史,有着非常直接的帮助。从现代音乐史进入现代文学史,令我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思想、精神的发展,有了更加立体的了解,对中国人民的情感历程,有了更为深刻的感知。这种感知,极大加强了我的“人文素质”,对我后来写文章、做演讲、搞新东方、做人生咨询,提供了源源不尽的精神底气。

 

在那些听课的日子里,每逢有课,我会在六点钟左右从床上蹦起,简单洗漱之后,就背着书包从位于西城区鲍家街的中央音乐学院奔向远方的北大。音乐学院到北大的路途相当遥远,当时我还没有司机汽车,公共汽车是我的交通工具。我记得,我要从我的学校走十五分钟,才能走到位于民族宫那里的十五路车站,坐十五路大约半个小时,抵达白石桥换320汽车,在320上颠簸几十分钟,抵达北京大学站,然后又要走大约十几分钟,才能到达北大一教,二教,那里是我心爱的现代文学史授课的地方。

 

有时候赶路急,没有吃东西,我到了教室就径直去水房,打开自来水龙头“喝一口自来水当早餐”(这是我后来经常津津乐道的故事),然后就精神抖擞地听半天课。现在想来,教室里没有水房,只有厕所。这么说,我当时的早餐,也就是凑在教室厕所洗手槽的自来水龙头上喝一口凉水而已。讲究生活的我,当时从来没有觉得有任何问题。

 

这种旅行,一周有两次,我非常自豪地坚持了——也许我应该用“享受”二字——我非常幸福地享受了整整一年,两个学期。

 

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是多么的精力旺盛啊!记得有一次我不知借了谁一辆自行车,一天之内,就从音乐学院骑到北大,再从北大骑到东城王府井那一带干了点什么事,然后从东城又飞车到了人民大学,去看一个我心爱的姑娘,我记得好像当时还没有看到她,心里也并不沮丧,又那个什么似的骑回了音乐学院——整整一天,我记得我就喝了一瓶可乐,自己也奇怪为什么那么活力四射——也许当时我就崇洋媚外,认为可口可乐有健身壮阳大力丸的功能,大概就是受此暗示,也就滋生出了无穷精力。

 

在北大听了一年的课,到了年底,我躺在音乐学院宿舍床上,自言自语地说:“哎,终于结束了……”我的舍友、一位北京同学听了,以为我想念家乡的女友,就同情地、带着优越感地看着我说:“嗯,是难受啊!”我看看他,没有应答。其实,我心里涌动的,是一种大功告成的疲惫感,一种功成名就的满足感,一种通过艰苦劳作积攒了万贯家产、偷偷享受数钱之乐的那种守财奴般的幸福感!

 

在北大听课,作为一个旁听生,我从来没有遇到什么干扰和麻烦,北大好像就是我的母校。课堂是如此的开放,食堂是那样的美味,女生们是那么的漂亮(或者我应该说,漂亮的女生们是那么的漂亮),最重要的,老师们是那么的精采!我的北大旁听经历完美无缺,是我大学期间收获最大的奋斗行动之一,更是我后来毕业主动要求去北大工作的动因之一。

 

唯一可惜、但也无可奈何的是,我在北大旁听一年,居然没有和北大那些漂亮女生产生任何值得回忆的遭遇——我不会吸引女孩,并且自认为自己缺乏男性魅力,男性ego容易受伤,这个精神缺陷,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困扰我。

 

北大的课程再伟大,无法治愈我这个心理创伤。但北大开放的课程接纳了我这个缺乏自信但寻找自信的人,给了我一种人文精神的寄托,让我自己觉得知识更加丰富,思想更加深刻,并从此以北大人自居,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基础奋斗至今……当然,北大给我这个旁听生的一切,也被我加以无数倍放大,回馈给了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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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平

徐小平

905篇文章 5年前更新

1956年生于江苏泰兴,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1983年至1987年,任教于北京大学;1987年至1995年,在美国、加拿大留学、定居。1996年1月回国,创建新东方咨询处,从事新东方出国咨询和人生咨询事业。2005年后淡出新东方,转做天使投资人。2011年初,成立真格基金。截至2011年末,投资了中国内地近80家初创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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