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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张雪忠博士这篇联合早报专栏文章，不转来一读简直暴殄天物。
李庄认罪背后的丛林法则
张雪忠（上海）
当李庄在二审中表示认罪后，一些主张李庄有罪并希望其得到惩罚的人，就像赢得了一场竞技体育比赛一样兴奋，并认为李庄是罪有应得。而一些主张李庄无罪或是主张司法机关违背法定程序的人，则对此深感沮丧，并认为李庄不够坚定。在本文中，我想基于自然或丛林状态与社会状态的区别，对李庄的认罪行为进行粗浅的讨论。
李庄认罪背后的丛林法则
张雪忠（上海）
当李庄在二审中表示认罪后，一些主张李庄有罪并希望其得到惩罚的人，就像赢得了一场竞技体育比赛一样兴奋，并认为李庄是罪有应得。而一些主张李庄无罪或是主张司法机关违背法定程序的人，则对此深感沮丧，并认为李庄不够坚定。在本文中，我想基于自然或丛林状态与社会状态的区别，对李庄的认罪行为进行粗浅的讨论。
人类若处于自然状态，则意味着不存在任何法律之类的规则，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利用一切手段以求自保，或是增进自己的利益。支配自然状态的是强力，而不是规则。但在社会状态则存在法律或类法律的规则，强力的运用受到了规则的规范与约束，而这些规则的贯彻则依赖于公共权力。
一个社会的公共权力越是专注于贯彻既有的规则，而不是专注于实现权力掌管者的私利和野心，并且公共权力的行使本身也受到既有规则的约束，而不是任凭权力掌管者肆意妄为，这个社会就越是远离自然状态，反之亦然。个体在自然状态下发生的任何行为，都不太会激起人们在道德上的谴责。
即使在社会状态中，也可能出现局部的丛林状态。例如，在现代社会，如果一个人为了泄愤或谋财而杀人，必然会激起人们的愤慨与谴责。但如果这个人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又想法杀害看守而逃跑，他的后一杀人行为所激起的道德愤慨肯定会小得多。因为，在被判处死刑之后，这个人就和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就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而言，这个人与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是差不多的。
对李庄认罪行为的评价，必须视不同的情况而定。如果李庄在重庆看守所的安全能够依法得到保障，并能得到人道的对待，同时重庆的司法机关都严格依法办案，那么不论李庄实际上犯罪与否，他都会因为在二审中认罪而受到人们的指责。
如果李庄确实犯有伪证罪，不但他作为律师知法犯法的行为应该受到责难，而且他在一审中毫不悔罪的强硬态度也一样难辞其咎。如果李庄并没有犯罪，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在公正的司法机关所主持的公正的司法程序中，他竟不努力用事实和法律捍卫自己的清白，而是通过软弱的乞求来躲避惩罚，人们当然有理由对他投以鄙夷的目光。实际上，人们还可能为他以前的当事人深感惋惜：他们竟然不幸找到了一名如此软弱的辩护律师！
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中国的看守所并不以确保嫌犯的安全而著称。这一点重庆也不例外，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庆已经连续发生了两起嫌犯在看守所意外死亡的事例。而且在这种事例发生之后，人们总是不敢期望会有公正独立的调查，也很难看到有谁为惨剧的发生负责。
至于重庆的司法机关在打黑过程中是否严守法律，我只能说，即使是根据打黑者自己的言论和支持打黑的新闻报道，人们都能看到司法机关已经广泛而系统地背离了法律的条文与精神。重庆某些政府部门，甚至公开要求涉黑案件的辩护律师“不要拘泥于案件细节”。但如果在刑事辩护中可以不顾细节，那么刑事辩护乃至审判中的事实调查过程几乎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例如，在一起凶杀案件中，嫌犯是否在犯罪现场出现过，嫌犯衣物上的血迹是否源自死者，凶器上是否有嫌犯的指纹，这些问题哪一个不与罪成与否关系密切呢？这些事实的认定哪一个不涉及细节呢？实际上，那怕是最庞大的犯罪行为，也都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细节被策划和实施的。那些策划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将领，难道不是通过一个签名、一个电话等细小的行为来实施他们的罪行的吗？通过证据还原这些细节不是对这些罪行最有力的证明吗？
实际上，在不断披露出的事实面前，不少支持打黑的人已经放弃了法律或程序上的辩解，他们开始直言不讳地宣称，在打黑的“非常时期”，可以不顾法律规定和放弃程序正义，以实现实体正义。这种无需程序正义就能实现实体正义的主张，简直和无需饲养蜜蜂就能收获蜂蜜的主张一样可笑。
如果为了打黑可以无视法律的规定，直接将人判刑甚至处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死去的聂树斌们鸣冤叫屈呢？司法机关在办理涉黑案件中可以违背法律的正当程序，在办理凶杀案件时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为了惩治犯罪而违背法律，这与其说是实现正义，不如说是发泄私愤。这种做法与心怀不满的人在大街上进行机枪扫射，最多只有程度上的差别。
如果看守所里存在一定的风险，而司法的公正有难以得到确保，那就意味着相对于李庄的公共权力，可能会偏离执行既有规则（即现有的法律）的宗旨，并有可能失去既有规则的约束。这样一来，李庄和相关的权力掌管者之间，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然状态。在强力支配一切的自然状态，相对较弱者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害而乞怜于较强者，这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指责之处。
当一只落入虎口的绵羊为了引发老虎的慈悲，战战兢兢地为老虎梳理皮毛，我们怎么能忍心责难它呢？如果它竟因此侥幸脱险，我们只会为它感到庆幸；如果它最终仍葬身虎腹，我们也只能为它感到惋惜和悲悯。
为了公平起见，在讨论了李庄的认罪行为之后，我也想为重庆的一些本地媒体说几句话。在打黑过程中，一些重庆媒体一直因不实报道而受到人们的指责（特别是在重庆律协的孙会长发表公开声明以后），我认为这些指责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值得的。
实际上，在涉黑的文强等人在位和得势的时候，重庆的媒体主要工作就是为他们歌功颂德，而不是努力调查或披露他们的涉黑行为。现在当打黑者高歌猛进时，这些媒体当然也要为打黑者呐喊助威，而不是努力审视并监督打黑过程中的违法违规现象。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这些打黑者今后万一不幸失势，这些媒体一定会像今天对待文强们一样对待他们。
重庆的这些媒体其实就像一根没有灵魂的打人的皮鞭，在不同的时候被不同的得势者用来抽打无权无势或失权失势者。作为一条打人的皮鞭，这样的媒体不但不配得到人们的尊敬，甚至也不配得到人们的谴责（谁会去尊敬或谴责一根被用来打人的皮鞭呢？）。
对各种各样的黑恶势力依法进行打击，这当然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对于那些无论如何也要支持打黑的人，我却有几句话要说。组织、参与或庇护黑恶势力的人之所以被人痛恨，当然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这些人也当然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涉黑的行为只是对法律的触犯（我再强调一遍，这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司法机关在打黑过程中广泛而系统地违背法律，则可以说是对法律的毁弃。如果有人一方面因为法律被触犯而义愤填膺，另一方面却又因为法律被毁弃而兴高采烈，我只能无奈地套用前人的一句话：要在动物世界里发现这样颠狂的行为，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如果羊受到过狼的欺凌而对狼心怀不满，这完全可以理解并值得同情。如果它后来看到狼又受到了狮子的欺凌，并因此感到解恨和高兴，这也完全正常。但如果羊竟因此要亲近并赞美狮子，我只能说这只羊就像主张打黑可以不顾法律的人一样，实在是比猪还要蠢（但愿我这句话能够得到猪的谅解！）。
一个社会的公共权力越是专注于贯彻既有的规则，而不是专注于实现权力掌管者的私利和野心，并且公共权力的行使本身也受到既有规则的约束，而不是任凭权力掌管者肆意妄为，这个社会就越是远离自然状态，反之亦然。个体在自然状态下发生的任何行为，都不太会激起人们在道德上的谴责。
即使在社会状态中，也可能出现局部的丛林状态。例如，在现代社会，如果一个人为了泄愤或谋财而杀人，必然会激起人们的愤慨与谴责。但如果这个人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又想法杀害看守而逃跑，他的后一杀人行为所激起的道德愤慨肯定会小得多。因为，在被判处死刑之后，这个人就和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就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而言，这个人与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是差不多的。
对李庄认罪行为的评价，必须视不同的情况而定。如果李庄在重庆看守所的安全能够依法得到保障，并能得到人道的对待，同时重庆的司法机关都严格依法办案，那么不论李庄实际上犯罪与否，他都会因为在二审中认罪而受到人们的指责。
如果李庄确实犯有伪证罪，不但他作为律师知法犯法的行为应该受到责难，而且他在一审中毫不悔罪的强硬态度也一样难辞其咎。如果李庄并没有犯罪，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在公正的司法机关所主持的公正的司法程序中，他竟不努力用事实和法律捍卫自己的清白，而是通过软弱的乞求来躲避惩罚，人们当然有理由对他投以鄙夷的目光。实际上，人们还可能为他以前的当事人深感惋惜：他们竟然不幸找到了一名如此软弱的辩护律师！
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中国的看守所并不以确保嫌犯的安全而著称。这一点重庆也不例外，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庆已经连续发生了两起嫌犯在看守所意外死亡的事例。而且在这种事例发生之后，人们总是不敢期望会有公正独立的调查，也很难看到有谁为惨剧的发生负责。
至于重庆的司法机关在打黑过程中是否严守法律，我只能说，即使是根据打黑者自己的言论和支持打黑的新闻报道，人们都能看到司法机关已经广泛而系统地背离了法律的条文与精神。重庆某些政府部门，甚至公开要求涉黑案件的辩护律师“不要拘泥于案件细节”。但如果在刑事辩护中可以不顾细节，那么刑事辩护乃至审判中的事实调查过程几乎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例如，在一起凶杀案件中，嫌犯是否在犯罪现场出现过，嫌犯衣物上的血迹是否源自死者，凶器上是否有嫌犯的指纹，这些问题哪一个不与罪成与否关系密切呢？这些事实的认定哪一个不涉及细节呢？实际上，那怕是最庞大的犯罪行为，也都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细节被策划和实施的。那些策划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将领，难道不是通过一个签名、一个电话等细小的行为来实施他们的罪行的吗？通过证据还原这些细节不是对这些罪行最有力的证明吗？
实际上，在不断披露出的事实面前，不少支持打黑的人已经放弃了法律或程序上的辩解，他们开始直言不讳地宣称，在打黑的“非常时期”，可以不顾法律规定和放弃程序正义，以实现实体正义。这种无需程序正义就能实现实体正义的主张，简直和无需饲养蜜蜂就能收获蜂蜜的主张一样可笑。
如果为了打黑可以无视法律的规定，直接将人判刑甚至处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死去的聂树斌们鸣冤叫屈呢？司法机关在办理涉黑案件中可以违背法律的正当程序，在办理凶杀案件时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为了惩治犯罪而违背法律，这与其说是实现正义，不如说是发泄私愤。这种做法与心怀不满的人在大街上进行机枪扫射，最多只有程度上的差别。
如果看守所里存在一定的风险，而司法的公正有难以得到确保，那就意味着相对于李庄的公共权力，可能会偏离执行既有规则（即现有的法律）的宗旨，并有可能失去既有规则的约束。这样一来，李庄和相关的权力掌管者之间，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然状态。在强力支配一切的自然状态，相对较弱者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害而乞怜于较强者，这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指责之处。
当一只落入虎口的绵羊为了引发老虎的慈悲，战战兢兢地为老虎梳理皮毛，我们怎么能忍心责难它呢？如果它竟因此侥幸脱险，我们只会为它感到庆幸；如果它最终仍葬身虎腹，我们也只能为它感到惋惜和悲悯。
为了公平起见，在讨论了李庄的认罪行为之后，我也想为重庆的一些本地媒体说几句话。在打黑过程中，一些重庆媒体一直因不实报道而受到人们的指责（特别是在重庆律协的孙会长发表公开声明以后），我认为这些指责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值得的。
实际上，在涉黑的文强等人在位和得势的时候，重庆的媒体主要工作就是为他们歌功颂德，而不是努力调查或披露他们的涉黑行为。现在当打黑者高歌猛进时，这些媒体当然也要为打黑者呐喊助威，而不是努力审视并监督打黑过程中的违法违规现象。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这些打黑者今后万一不幸失势，这些媒体一定会像今天对待文强们一样对待他们。
重庆的这些媒体其实就像一根没有灵魂的打人的皮鞭，在不同的时候被不同的得势者用来抽打无权无势或失权失势者。作为一条打人的皮鞭，这样的媒体不但不配得到人们的尊敬，甚至也不配得到人们的谴责（谁会去尊敬或谴责一根被用来打人的皮鞭呢？）。
对各种各样的黑恶势力依法进行打击，这当然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对于那些无论如何也要支持打黑的人，我却有几句话要说。组织、参与或庇护黑恶势力的人之所以被人痛恨，当然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这些人也当然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涉黑的行为只是对法律的触犯（我再强调一遍，这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司法机关在打黑过程中广泛而系统地违背法律，则可以说是对法律的毁弃。如果有人一方面因为法律被触犯而义愤填膺，另一方面却又因为法律被毁弃而兴高采烈，我只能无奈地套用前人的一句话：要在动物世界里发现这样颠狂的行为，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如果羊受到过狼的欺凌而对狼心怀不满，这完全可以理解并值得同情。如果它后来看到狼又受到了狮子的欺凌，并因此感到解恨和高兴，这也完全正常。但如果羊竟因此要亲近并赞美狮子，我只能说这只羊就像主张打黑可以不顾法律的人一样，实在是比猪还要蠢（但愿我这句话能够得到猪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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