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东方早报/理财一周》记者/陈才

　　作为著名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朱大可对大学的问题也毫不讳言。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称，中国大学“只有高音喇叭”；而在凤凰卫视的一档节目中，他更指出，“当今大学缺失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

　　在接受理财一周报记者的专访时，朱大可称，他“没有什么特别闪光的理想，只要能倒退到蔡元培时代就行”。

　　理财一周报：有人总结说，大学行政化是如今大学一切问题的病根。何谓“大学行政化”？大学行政化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朱大可：大学行政化的本质是大学官僚化，也就是把整个腐化的官僚体制移植到大学校园，以致大学管理完全偏离人类的教育理想。今天的中国大学面临三个主要弊端：1.公务员专政；2.千校一面，毫无特色；3.丧失人本主义的核心价值。

　　理财一周报：“大学去行政化”应该如何着手，就是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吗？“去行政化”后，教授应该“治校”还是“治学”？

　　朱大可：去行政级别只是高校行政改革的手法之一，但也还远远没触及体制的核心。去行政化的关键，在于教授治校，而不仅仅是治学，因为按照通常的逻辑，教授应当是大学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的最高代表。但鉴于大学的“公务员专政”体制，中国大学的教授大多没有尊严。他们不仅没有管理学校的权力，而且经常遭到行政人员的呵斥。西南某著名大学甚至发生行政人员将老教授打残的恶性事件，而学校当局竟然不闻不问。据我所知，现在只有教授“被治”的份儿，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教授治校的奇迹。

　　理财一周报：从世界范围内看，在现代大学的演进、发展的历程中，大学与政治、政府和权力的关系怎样？

　　朱大可：从全球视野看大学管理，学校都是一个独立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它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左右。世界上所有著名的大学都是如此。这种独立性是大学品质的基本保障。否则我们就只能制造精神的奴才，而无法应答培养创造性人才的需求。

　　理财一周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两个辉煌的成就值得铭记，一是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二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这两个时期大学的成功有什么相似的特征？

　　朱大可：这两所大学的共同特征，就是浓烈的人本主义色彩，而这是由那些杰出和独立的教授群体所拥有和传播的，向我们展示了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校精神。这十个大字，应当成为中国大学校训的核心内容。

　　理财一周报：大学校长的作用至关重要。“去行政化”后，大学校长的产生应该通过何种程序？怎样才能产生更多蔡元培那样的教育家和大学校长？

　　朱大可：我的方案是，由各院系逐层推举，成立校学术委员会，由该委员会任命校长而非上级主管机构。党委书记的任命，也必须得到教授委员会的批准。这个委员会还将决定其他重大决策。各个院系也应当成立相应的教授委员会，来决定各层级的重大决策。教授不仅应当夺回治学的权力，而且还应当争取治校的权力。只有彻底摆脱公务员选拔体制，才能营造培养“蔡元培们”的优质土壤。

　　理财一周报：大学教授，近年来也面临着严重的人格矮化、声誉下降等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什么？如何重塑大学教授作为知识人、教育人的尊严？

　　朱大可：这是“公务员专政”的必然结果。大学的基本权力掌握在几个处长手里，而处长的宝座，居然成为许多大学教授竞相应聘的“岗位”，这种可笑的现象，恰恰是教授丧失尊严和声誉下降的写照。在我看来，修复教授乃至全体大学教师的尊严，只有一条路可行，那就是让教授委员会来决定所有处长的命运。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政治犬儒主义盛行的年代，一些教授已经丧失基本的职业良知，而对于他们的职称资格，也应由第三方机构来重新甄别。

　　理财一周报：您理想中的大学治理模式是什么？您认为南方科技大学“去行政化”的努力会成功吗？

　　朱大可：我没有什么特别闪光的理想，只要能倒退到蔡元培时代就行。可惜这只是少数人的梦想而已。南方科技大学的努力必定要失败，因为它无法跟庞大的行政体制对抗。在公务员全面专政的时代，没有任何机构能够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