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北京市理科高考状元李泰伯成了双料名人。除了状元身份外，他申请美国11所顶尖大学全部遭拒。于是引来媒体的一阵“反省”，称应试教育培养不出优异的人才来。另有个高考状元职业状况的调查报告，称过去三十年的状元表现都低于预期，没有一个在自己的领域达到“一流”。

我并不赞成以美国大学的取舍来判断某人是不是人才。我多少也算是留美的过来人。一位常青藤的著名教授曾坦率地告诉我：“录取的盲目性很大。经常会招错了学生。特别是隔着太平洋录取中国学生，更难判断。只能尽力而为，最后还要看运气了。”所谓过去三十年的状元没有一个成为“一流”只说，也有待推敲。比如“一流”的标准是什么？现在并没有个界定。我个人就认识非常优异的前“高考状元”。

不过，李泰伯的个案，确实有助于我们反省中国的教育制度。哈佛大学的教育学家Tony Wagner曾经非常形象地讲述了他个人的一段经历。2006年，他外出讲演，在飞机上正好和一位大公司的总裁为邻座。两人一聊天，他就发现这位总裁在招募人才上亲身卷入，花了很大的精力。于是他就问总裁：“从新招募的雇员身上，你最渴求的素质是什么？”对方答道：“会问好的问题。我们的业务每天在变，技术在不断更新。我们会教给雇员新技术。但是，他们要想解决问题、学习新东西，必须知道应该问什么。我们无法现教他们怎么问问题。”

“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素质是你所渴求的呢？”

“我需要那些能够参与讨论的人。”总裁进一步解释说，“任何工作都是由团队配合完成的。你必须懂得如何与同事相处，如何与顾客打交道。如果你不能和别人深入交流，你就不可能学到你需要学的东西。”

这一对话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可谓意味深长。我并不是说所有企业总裁都把上述两个素质排在第一第二位。但是，这两项素质之重要，在美国不断被各种企业界人士所强调，是真实的世界对培养人才提出的真实的要求。再看我们的教育，有多少是围着这样的素质转呢？

李泰伯落选美国11所顶尖高校，可能是他个人素质问题，可能是申请的技术问题，也有可能是美国的高校集体看走了眼的问题。对此我们很难断定。不过，为他惋惜和不平的人说：他功课出色，钢琴水平很高，喜欢作曲，是班干部等等。这些固然都不错。但是，他问问题的能力如何？深入讨论问题的能力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的教育也没有衡量这种素质的指标。这，才是最令人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