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您拥有一千万元钞票,但这些钱会旋即作废,你会用它做点什么呢?——“京沪高铁”刚开通不久,曾被媒体称为“亚洲第一站”的南京南站,就告知了您一个答案:可用这笔钱,将三四千平米的北广场铺满花岗岩地砖,然后,再全部敲掉,按市面上的价格,花岗岩地砖每平米200-1000元,工程总造价差不多在一千万左右……事实上,这些地砖从铺上、再到砸掉,真的仅有十天。
做任何事情,很快的速度,很高的品质和很低的成本,三者最多只能得其二。对应到工程上,即是工期、质量和造价的平衡关系。我想“京沪高铁”的开通时间,大概不太是临时拍脑袋决定的,既然工程截止日期早就被锁定了,怎么会出现“抢工期”呢?
有三种可能:一,因为各种不可抗力,导致工期延误;二,原来的工期设计就非常不合理,算少了,根本来不及完成,为了不承担违约责任,施工方当然“能抢则抢”;三,正常的工期本来没这么短,但迫于某种“献礼”压力,上级要求必须要完成……
对于南京南站北广场的满地狼籍,人们有理由怀疑:这种“赶工期“的“临时性设施”,仅仅是这些地砖吗?整个车站,不会也是“临时性建筑”吧?不会也要全部返工吧?如果你不知道、人家又根本不告诉你,就这么使用下去了……天啊,这简直就是一部“恐怖片”!
不过如果换个思路,恐怕咱还得表扬一下南京站的施工方!人家对工程质量,还算负责任的——宁肯背上“败家子”的恶名,多糟蹋一千多万,好歹也是“返工重修”了。
青岛胶州湾大桥,几乎是跟“京沪高铁”同时通车的,它也号称叫“献礼”,可简直就是明目张胆地“现眼”。为了迎接“建党90周年”,6月27日,胶州湾大桥宣布已通过山东省多个部门的交工验收,号称“完全具备了通车条件”;但是,6月30日当天,刚举行完大桥通车仪式,很多人开着车一上大桥,就被吓得魂飞魄散。不但有许多工人还在上面干着施工的“扫尾活”,桥上竟然有很多螺栓都没拧紧,照明的设施,也没安装到位,甚至,有的地儿连隔离护栏都没有……可是,记者问起这座大桥的总工程师,他却十分镇定地说:“这些情况,并不影响主体工程,不影响大桥通车。”
总工程师的这句话,揭示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思维定势:“保证按时通车”才是该项目追求的第一目标任务,而在工程建设中,最重要的“安全性”和“以人为本”的理念,统统可以让位于某种“政治需要”。
我经常采访某些“重点工程”,记得有一次,我亲耳听到一位业主方的负责人,在电话中大声训斥施工方的项目经理:“我不管气候条件如何,我也不管施工难度多大,我告诉你,书记说了,为了向这个重要的节日献礼,让你几月几日之前,必须完成,否则,我提头去见书记!你则一分钱尾款都别想拿到!”
这些年,因为各种“大干快上”、违背客观规律的“抢工期”,所酿成的悲剧还少吗?从杭州萧山的地铁塌陷事故、到山西王家岭矿难,再到上海1115火灾……无数的施工违规操作,背后都有“急功近利、长官意志”的助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07年11月25日,山西侯马新建的西客站,刚举行完封顶典礼,才过了10个小时,两层的候车大厅就坍塌了,当场砸死三个人。
“抢工期”并非完全不可以,但前提是:必须保证质量,必须尊重建设施工的客观规律。以四川汶川地震后的“灾后援建工作”为例:本来,地震之后,当地的地质极其不稳定,在选址中,就必须考虑规避次生灾害。但中央“三年援建、两年完成”的任务一下达,某些省市的援建指挥部就迅速“头脑发热”起来——轻规划、重建设,许多原址重建的民房,瞬间拔地而起,罔顾周围山体的构造已被地震破坏,几场暴雨下来,泥石流灾害频仍,把新修的居民区夷为平地,人员伤亡不说,返工在所难免——去岁和今年,汶川、阿坝的洪水和泥石流就是明证!
南京南站这片广场的地砖,之所以被敲掉,乃是因为铺设之前,地下的水泥衬底工作并未完成,所以这片广场纯属“驴粪蛋、表面光”。其实,这个问题,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鸟巢”前的广场施工,就曾经出现过——奥运会刚过不久,整个地面都被人流的重压弄得支离破碎,不得已而返工。
现在,我对“京沪高铁”的工期缩短也产生了疑虑——该项目2008年4月18号开工建设,原定是在2012年12月通车的,但现在整个工期缩短了27%——减少了1年零3个月。众所周知:高铁的技术十分复杂,我国的高铁又处于起步期,尽管铁道部再三解释说:因为施工中,大量采用了新的科技成果,才帮助高铁建设提前竣工……可是,为什么原来的工期,计算误差会如此之大?当然,我不是科学家,水平有限,无法理解“高科技”对“高速度”的作用。但我清楚,在现实中,真正依靠科技水平来“抢工期“的项目,好像并不多——至少,南京站的这个广场,肯定不算。
现在的问题是,为了这次“地砖返工”,要多花这么多钱,究竟该是业主方承担?还是算施工方倒霉?除此之外,难道设计、监理就一点责任都没有?更重要的是,如果是某位地方长官,非要逼着施工单位这么干,现在丑闻出来了,他(她)究竟是该接受质询、引咎辞职呢?还是因献礼有功、加官进爵呢?
所以,我今天看到《东方网》上的一篇评论认为:一直以来,许多“献礼工程”在变成“献丑”之后,常常不了了之。如果我们摆脱不了问责缺失的窠臼,不能让热衷于“献礼”的人出丑,那么“献礼”变成“献丑”,恐怕不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