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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就看过日本电影《日本沉没》,片尾那个眼睛几乎半瞎的男主角在被迫离开日本时那种展示着强悍旺盛生命力的眼神,让我看到日本民族在严酷自然环境下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精神,至今不能忘怀。

 

看电影不算什么奇特的经验。但奇妙的是,前几天我看到2006 新版的《日本沉没》,恰是我刚刚从东京回到北京后的两三小时后!带着对日本国土和人民非常美好的新鲜印象,看着电影中山崩地裂、家毁人亡的日本,回想上午我刚刚告别的美丽东京,心里掀起的思想浪涛,犹如电影中的那些海啸场面,使我感慨万分。

 

日本是一个矗立在地震带上的国家,国土面积窄小,但人口密度很高。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和最独特的文明之一,就诞生在这个“小小”的岛国。

 

地理意义上的日本不会沉没。但世界上只有日本人会拍出这种对民族生存本土都充满危机感的电影。怀着“日本沉没”的忧思,日本民族就有了举国一致的凝聚力和爆发点。我对日本文化并无什么研究,但我觉得“危机意识”是日本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对生存环境的强烈危机意识,使得日本民族能够及时觉察到自身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也就能够忍辱负重地对这些挑战做出敏捷智慧的回应。在西风东渐的19世纪末,日本决然选择“脱亚入欧”、启动“明治维新”,从而使日本在短短几十年内,崛起在世界的东方。导致日本做出这种正确历史抉择的因素很多,“危机意识”恐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中,似乎就缺少这点危机感。在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同一时期,清帝国本来也有着几乎相同的历史机遇。但它只是在被列强打得走投无路、紫禁城被占、圆明园被焚、三番五次惶惶若丧家之犬弃京出逃之后,才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天国心态,被迫进行了为时已晚、无济补天的改革,接下来就是大清帝国的覆灭……

 

一个没有自信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但一个没有危机感的民族,同样也没有前途。

 

回想三十年前,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动员全党,号令天下,他向全党发出了这样的呼声:“中国不发展,就会被开除球籍!”这个说法,从邓小平的口中说出来,唤醒了亿万愚民、拯救了中华民族。

 

我本人,就属于在80年代被邓小平唤醒了危机感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那种充满了被“开除球籍”的忧思但又不甘“沉没”因此要“团结振兴”的时代氛围中,我们——那些恢复高考后77、78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人——我们积极寻找着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我们饥渴阅读着“丑陋的中国人”,我们敏感挑剔着传统文化中的腐朽和糟粕,我们真诚地为“黄河”所环绕的贫困和落后而悲伤,我们痛苦思考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到底是应该远航在“蔚蓝的大海”,还是扎根于黄土高原……

 

中华文明是伟大的。但一个文明如果经不起反思、批判、不能自我更新,这个文明必将衰亡。花巨资拍摄的“日本沉没”,并不能引爆富士山喷发,而只会强化日本人对家国的热爱和维护。传统中国没有这种忧思文化。但正是邓小平30年前提出的“中华民族有可能被开除球籍”、中国有可能沉没的忧患意识,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改革开放的巨人步伐,奠定了今日中国繁荣昌盛的精神和物质基础,防止了中国的沉没。

 

邓小平唤醒中华民族危机意识、发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进步。但是,中华民族的危机过去了吗?我看没有。中国社会,在繁荣的表象下,依然有着太多的困难与不足。中华民族的自然生存环境,如果从人均角度,一直是世界是最低最差的——就连生命最起码的存在要素空气和水,一旦“人均”下来,都是世界上最少的。我曾经去过青藏高原,尝到过空气稀薄的滋味。

 

“地大物博”的神话,遮掩了人均资源稀薄的残酷现实。“世界工厂”的骄傲,付出的是环境和资源的惨重代价。物质丰富的光亮,遮不住精神贫瘠的阴影。当“小小的”韩国宣称他们要做世界第五大文化产品出口国时,他们根本就没有把十三亿人民的文化创造力放在眼里——中国又一部举国期待的“大片”刚在韩国上映,从观众到导演,都一致同意这是模仿人家韩国多年前就制作出来的一部作品。

 

中华民族,你的骄傲在哪里?!

 

没有人唱衰中华民族。但我们可以“骄衰”、“牛衰”、“狂衰”、“奢衰”我们自己。瞧隔壁日本,一再翻拍《日本沉没》,这才是一种值得学习的居安思危、悬梁刺股的自我鞭策自我奋进精神。

 

我多么希望,在被改革开放的成果激起了前所未有民族自信的今日中国,发一点不合时宜、不令人愉悦的警醒之声,提醒国人、尤其是广大青年,我们要有自信和自尊,但我们更需要一点谦卑心、一点危机感,我们应该继续怀着那种“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摈弃那种未富先骄、未强先狂、忘乎所以、夜郎自大的愚昧心态,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增加更多几分胜算!

 

欲知日本腾飞的精神动力,也许各位看官可以看看《日本沉没》——虽然作为大片,实际上拍得挺烂的,还不如20多年前的旧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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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平

徐小平

905篇文章 5年前更新

1956年生于江苏泰兴,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1983年至1987年,任教于北京大学;1987年至1995年,在美国、加拿大留学、定居。1996年1月回国,创建新东方咨询处,从事新东方出国咨询和人生咨询事业。2005年后淡出新东方,转做天使投资人。2011年初,成立真格基金。截至2011年末,投资了中国内地近80家初创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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