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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南方科大试验必定失败”

  采访:《东方早报/理财一周》记者/陈才

 

  作为著名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朱大可对大学的问题也毫不讳言。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称,中国大学“只有高音喇叭”;而在凤凰卫视的一档节目中,他更指出,“当今大学缺失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

 

  在接受理财一周报记者的专访时,朱大可称,他“没有什么特别闪光的理想,只要能倒退到蔡元培时代就行”。

 

  理财一周报:有人总结说,大学行政化是如今大学一切问题的病根。何谓“大学行政化”?大学行政化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朱大可:大学行政化的本质是大学官僚化,也就是把整个腐化的官僚体制移植到大学校园,以致大学管理完全偏离人类的教育理想。今天的中国大学面临三个主要弊端:1.公务员专政;2.千校一面,毫无特色;3.丧失人本主义的核心价值。

 

  理财一周报:“大学去行政化”应该如何着手,就是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吗?“去行政化”后,教授应该“治校”还是“治学”?

 

  朱大可:去行政级别只是高校行政改革的手法之一,但也还远远没触及体制的核心。去行政化的关键,在于教授治校,而不仅仅是治学,因为按照通常的逻辑,教授应当是大学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的最高代表。但鉴于大学的“公务员专政”体制,中国大学的教授大多没有尊严。他们不仅没有管理学校的权力,而且经常遭到行政人员的呵斥。西南某著名大学甚至发生行政人员将老教授打残的恶性事件,而学校当局竟然不闻不问。据我所知,现在只有教授“被治”的份儿,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教授治校的奇迹。

 

  理财一周报:从世界范围内看,在现代大学的演进、发展的历程中,大学与政治、政府和权力的关系怎样?

 

  朱大可:从全球视野看大学管理,学校都是一个独立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它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左右。世界上所有著名的大学都是如此。这种独立性是大学品质的基本保障。否则我们就只能制造精神的奴才,而无法应答培养创造性人才的需求。

 

  理财一周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两个辉煌的成就值得铭记,一是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二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这两个时期大学的成功有什么相似的特征?

 

  朱大可:这两所大学的共同特征,就是浓烈的人本主义色彩,而这是由那些杰出和独立的教授群体所拥有和传播的,向我们展示了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校精神。这十个大字,应当成为中国大学校训的核心内容。

 

  理财一周报:大学校长的作用至关重要。“去行政化”后,大学校长的产生应该通过何种程序?怎样才能产生更多蔡元培那样的教育家和大学校长?

 

  朱大可:我的方案是,由各院系逐层推举,成立校学术委员会,由该委员会任命校长而非上级主管机构。党委书记的任命,也必须得到教授委员会的批准。这个委员会还将决定其他重大决策。各个院系也应当成立相应的教授委员会,来决定各层级的重大决策。教授不仅应当夺回治学的权力,而且还应当争取治校的权力。只有彻底摆脱公务员选拔体制,才能营造培养“蔡元培们”的优质土壤。

 

  理财一周报:大学教授,近年来也面临着严重的人格矮化、声誉下降等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什么?如何重塑大学教授作为知识人、教育人的尊严?

 

  朱大可:这是“公务员专政”的必然结果。大学的基本权力掌握在几个处长手里,而处长的宝座,居然成为许多大学教授竞相应聘的“岗位”,这种可笑的现象,恰恰是教授丧失尊严和声誉下降的写照。在我看来,修复教授乃至全体大学教师的尊严,只有一条路可行,那就是让教授委员会来决定所有处长的命运。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政治犬儒主义盛行的年代,一些教授已经丧失基本的职业良知,而对于他们的职称资格,也应由第三方机构来重新甄别。

  

  理财一周报:您理想中的大学治理模式是什么?您认为南方科技大学“去行政化”的努力会成功吗?

 

  朱大可:我没有什么特别闪光的理想,只要能倒退到蔡元培时代就行。可惜这只是少数人的梦想而已。南方科技大学的努力必定要失败,因为它无法跟庞大的行政体制对抗。在公务员全面专政的时代,没有任何机构能够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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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平

徐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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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生于江苏泰兴,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1983年至1987年,任教于北京大学;1987年至1995年,在美国、加拿大留学、定居。1996年1月回国,创建新东方咨询处,从事新东方出国咨询和人生咨询事业。2005年后淡出新东方,转做天使投资人。2011年初,成立真格基金。截至2011年末,投资了中国内地近80家初创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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